摘要：竺可桢以中国农业社会背景为思考起点，从地理学等视角关注人口、资源、环境诸多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历史追溯、竺可桢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来源，并对集中体现他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几篇重要文献的文本分析，简单勾勒出竺可桢对“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思考和实践的历史轨迹，并由此认为，他是农业社会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驱。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缘起

1962年，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从生态学的角度尖锐地指出如果人类不加限制地使用农药(如DDT)将会毁灭整个生态链，人类因此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沉重地为人类敲响了资源、环境危机的警钟，该书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指出人类若还继续走高增长、高消费的道路而不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人类必将陷入崩溃的境地。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期间出版《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宣布了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要求人类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保护环境，使地球不仅成为现在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也适合将来子孙后代的居住。

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又称《布伦特兰报告》）中给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为采用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概念涉及到“可持续”与“发展”这两个子题，确切地说，涉及到这两个子题的有机整合。就其前一子题而言，它与人类资源-环境-生态思想在当代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强调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环境乃至于整个地球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我恢复能力是有限的；第二个子题是以第一个子题为基础提出的，它所强调的是以合理的资源代际分配为目标，以维持地球生态平衡为前提，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述历史发展来看，“可持续发展”概念产生的背景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它的提出是源自西方国家在面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是否可永续性地取得、财富是否可无限地增长等问题的讨论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忧虑。人们逐渐认识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往人类对于维系自身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忽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并不是无条件地存在的，人类无止境的活动不仅不能强化这一基础而且还有可能对这一基础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也正是在连续面对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时，才清醒地看到人类是否能够“可持续”地存在下去问题的迫切性。

二、中国农业社会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

当前，西方国家曾经面对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在中国变得日益严重，对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成为当务之急。但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有着农业社会的背景这一显著特色。而《竺可桢全集》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问题的文本。作为地理学家的竺可桢，长期关注中国人口、环境的历史变迁和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与国际间“可持续发展”概念形成的过程相比照，可以发现他在中国农业社会背景中有着相似的思想路径。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奖学金。他从“中国以农立国”出发，放弃了他在唐山路矿学堂的土木工程专业，来到伊利诺大学学习农学。当他进一步了解到美国的农业体制、耕作方式与中国完全不同时，于是改学理科。三年之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1918年从美国归来之后，竺可桢利用其所学，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的农业做出许多相关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在竺可桢看来，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最为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发展农业。他曾指出“地理学应主要为农业服务”，这也是基于中国的农业背景所做出的结论，但也反映出他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某种理解。他所做的台风研究、季风研究、农业气候、自然区划、物候学研究、气候变迁研究以及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等工作无不与农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他在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影响问题上的研究用力尤多，写过与农业有关的许多文章。如《气象与农业的关系》就提出“气象在农业上实占重要之位置，而为从事农业者不可不研究……以气象之预知而定农产量之大小”。此外还有《中国历史上之旱灾》、《水土保持是山区农业增产的一项根本措施》、《对于今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几点意见》、《增辟农田水源、节约灌溉用水，为加强农业战线而奋斗》、《物候学与农业生产》、《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等等。

同时，他也是现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审视也是从地理学的视角进行的。地理学科研究的传统主题是协调人地关系,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相一致。如他曾于1965年就地理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的形成、发展与区域分异以及生产布局的科学,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综合性特点,同时具有明显的实践作用,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指出“改造大自然的工作，是一桩新的任务，也是一桩巨大无比的任务。当然这任务要靠各行专家如水利、电机、机械、地质、土壤、生物、化学、农林、经济等等技术人员共同合力的来做，但是地理工作人员在这工作中应该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地理学不但要精确地叙述地面环境，而且还要指出如何去改造环境来为人类创造幸福的生活。”

此外，他还积极提倡人文地理的发展。“现时地理教学，注重于人地之关系，如温度之于物产，雨量之于人口，地形之于交通，在在皆有因果关系……环境方面，指山脉、河流、温度、雨量、天然物产而言；生活状况，则包含交通、工业、商务、政治及各种人为之事业而言。二者不可偏废，阐述环境与专叙人为之事迹，均不能称为良好之地理学。二者须融合贯通，明其因果，述其关系，斯为止矣。”^[1]作为人文地理学理论概念的人地关系中的“人’，是指社会人，或社会化的人，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人地关系中的“地”是指地理环境—人类生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常必要的条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或社会环境)，即环绕人类周围的外部世界。人文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就是要探讨人与地理环境在各自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

三、1926：《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

自古有“民以食为天”之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即粮食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要解决粮食问题，人口数量的控制和质量的提高是关键，应避免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地球上粮食供应速度。在此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增加供给能力。但过度或无序的开发，会引发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伴随着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竺可桢正是沿着这一线索，在这些方面展开自己的思考。

他从20年代起即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从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到人口与社会的关系，从人口调查研究到人口问题的解决等方面都有大量精彩的论述。

1925年2月，他在致张其昀的信中就表明“欲作中国人口问题之研究，但以各省人口密度尚未测竣，不欲下笔。”1926年，他发表《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是对人口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文章第一句既是“人口问题为目前全世界极重要之问题。”接着又指出“吾国则目前即已人满为患，何需更待之百年以后。举凡内乱之频仍，饥馑之屡告，以及生活程度之所以低，乞丐盗贼之所以多，推其原，莫不由于我国人口之过多……是以人口之调查与研究，实为我国不容缓之事也。”^[2]

随后，他利用江浙人口统计数据与国内外其他地区进行比较，计算出此地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他进一步认为“人口之密度，不足以表示人口问题之严重……而视乎比较密度者，即一地现有之人口，与其充量能供给之人口（饱和点）之比也。一地人口之饱和点，视乎四种原因而定。（一）能供给食物地亩之多寡，（二）每亩之生产量，（三）工业化之程度，（四）生活程度之高下。”^[3]但即使从这四方面对比，仍“可知江浙两省以农业之区，而人口密度乃反超出于工业化之英荷比诸国。苟不设法以谋补救之方，则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永无提高之希望。”

此外，提高人口质量和计划生育也一直是竺可桢思考的内容。在《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几条路径》（1935）一文中他关注农村人口的限制生育问题，提出“政府应设法教导农民以生育之限制，如欧洲之荷兰然。或谓目今德、意、日本各国，方竞谋人口之增加，而我乃背道而驰，不啻民族之自杀也，但生育子女而无财力以教育之，使成良好之国民，则不如不生育之为愈也。且人民可贵在质不在量。如以量而论，则我国在今日世界固已首屈一指矣，而何以人仍为刀俎我仍为鱼肉也。管子曰：‘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不谋先实仓廪足衣食，而徒谋人口之增加，是率全国之人而群趋于不知礼节、不审辱荣之道也。”^[4]而在《黄淮海封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目前城乡医疗卫生事业正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如果不适当进行计划生育，不适当提倡晚婚，那么人口的递增率估计还得增加。我们有计划地发展一切事业，如果在人口问题上不是有计划去对待，那么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还是要受到影响的，粮食增产以后，由于人口的增加，按人口分配粮食的数量还是不能迅速增长的。同时计划生育以后也有利于妇女健康，有利于家庭经济安排，有利于对子女的教育等等。”^[5]

这些文章和散落在他日记各处的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构成了竺可桢在人口问题上的宝贵思想。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也曾有过一些带有时代局限性的表述，但他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和复杂，也是他对其始终关注思考的动力。

四、1927：《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

人口问题如若得不到有效控制，会带来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在《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中，竺可桢首先从中国的气候、地形、地质三方面分析了地理环境与水灾的关系，认为这些都是直隶多水灾的主要原因，但他更为重视人为环境对屯田水灾的影响。通过历史考察，他认为当地人口在元、明时期突然大量增加，原有土地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粮食需要，因此采取了大规模的开垦荒地、沿海屯田的办法，“这样一来，直隶水灾在史籍上的记录也突然增多了。”因此，他认为水灾多发与直隶的人口与农业有关。

在《中国的地理环境》（1936）中他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灾荒之所以造成大量人口受灾的原因，虽多半是由于水利不兴，交通不便，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人口过剩问题。

由此可见，解决人口问题，提高农、林、牧的生产，必须抓住水土保持这一根本措施。他认为“自然界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是综合的，我们必须按照自然的原样去认识它。水土流失现象关系到地形、水文、植被、气候、土壤、地质等自然因素，采取改造自然措施的时候，就必须根据不同自然特点，有重点分别地采取农、林、牧、水的综合措施，进行全面规划，这是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农民的利益的。”^[6]随后，他又陆续写出《参加黄河勘察队考察西北水土保持工作纪要》（1954）、《晋西北地区水土保持工作视察报告》（1955）、《对于今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水土保持的几点意见》（1959）等文章，继续阐释这一关键问题。

五、1957：《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就是说，过去生活贫困的人，因为统治阶级夺占了平原的耕地，经常推着柴车，穿着褴褛的衣服去开辟山林。他们在开辟的时候，不论山上被覆的是森林还是草皮，统统加以破坏，再来耕种。这样的一种开垦方式，使得原来在那里的植被，全被破坏。”^[7]

在《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一文中，竺可桢考察了中原地区的自然开发、内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草原的开发、东北小兴安岭森林地的开发、广东雷琼地区的开发、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开发的前途等五个方面，介绍了黄河的灾害、永定河流域水土流失状况、长江流域自然植被的破坏、草原变成荒漠、森林砍伐等问题，认为要“开发自然，改造自然，就必须了解自然，不然就会破坏自然而造成人民无穷的祸患。”而且应该征求森林学家、植物学家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按照自然更新的规律，而不能只顾到迅速完成眼前的任务。因为“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互相制约，互相为用，是有它一定的规律性的。我们必须掌握推动变化的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使大自然走下坡路，森林可以破坏变为草原，草原又破坏变为沙荒。”^[8]

此外，他从1956年起还领导并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直到他1974年逝世前一直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领导并亲身参加了一系列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综合考察工作，为我国大规模的综合考察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在科学资料上几乎是空白，想要进行经济建设，缺少必要的科学依据。当时，竺可桢就提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他领导制定了综合考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明确指出，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应该是调查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同时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重大综合问题。

在他的领导下，考察委员会陆续组建了10多支综合考察队，如（1）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任务为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特别是为了防止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进行科学调查研究工作；（2）黑龙江综合考察队。任务为提出黑龙江流域中苏两国国境区域的水能、水利、矿产、农、林、渔、牧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做出开发远景方案；（3）新疆综合考察队。任务为以农、林、牧、水利为中心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考察及生产力配置的研究；（4）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任务为在紫胶虫考察基础上扩大为云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5）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任务为两广和闽南热带和亚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6）土壤调查队。任务为配合流域规划需要，进行黄河、长江灌区的土壤调查工作；（7）柴达木盐湖调查队。任务为考察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研究综合开发利用和工艺流程；（8）青甘综合考察队。任务为考察青甘地区工矿和农林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生产力配置的研究；（9）治沙队。任务为根据1958年10月西北六省、区治沙规划会议上制定的治沙规划方案，进行沙漠改造利用的科学考察工作和试验研究工作；（10）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任务为根据1959年2月水利电力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召集的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规划会议的决定，进行引水路线地区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计划工作的需要，分期研究和总结了全国自然和经济的基本情况，做出了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为拟订技术政策、规划生产配置提供宝贵的科学依据。

六、1963：《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9]

在竺可桢参与领导下，“我国在自然资源调查、勘测、开发、利用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发现了很多新的资源；对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与特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由于生产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10]但与此同时，也得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甚至破坏自然资源的严重情况，如“在土地资源方面：主要是在南方不合理地开垦红壤丘陵与西南山地的毁林开荒；在北方不合理地开垦黄土地区陡坡与沙漠边缘地区，造成水土流失与风沙再起；优良草场不合理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草场破坏与载畜量减退；基本建设过多地占用土地，造成肥沃耕地数量缩减。在生物资源方面：主要是不合理地采伐与采集、过度猎捕与破坏自然保护区，造成森林与动植物资源的不断减少。在水产、水利资源方面：主要是不合理捕捞与污化水域，严重地损害了水产资源。在矿产资源方面：主要是在采矿、加工过程中的取少弃多、吃富扔贫、单一利用与大材小用，造成宝贵资源的损失和重要矿床存量的提前枯竭。”^[11]这种情况如不坚决扭转，“必将造成严重恶果：浪费宝贵资源，影响经济发展；违反科学规律，导致恶性循环；脱离人民群众，贻害子孙后代。”

他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对资源分类的认识上。他说：“有些资源由于利用不当，遭到破坏，就一去不复返了，如矿产与土地资源。有的资源被破坏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其增殖能力，如森林、动物、草场与水产资源。”同时，他认为“首先，开发利用资源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如果违反了它，就会事与愿违，使生产受到阻碍，……引起自然界的恶性循环。其次，应当充分认识我国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十分珍惜。第三，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为了使有限的自然资源能够在发展生产上永续地为社会需要服务，只能采取按照自然规律使其生产能力不断增长的办法（对土地、生物资源而言）和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充分发挥资源效用的办法。绝不能超越自然规律的可能和不顾自然资源的特点，采取竭泽而渔、拆东补西、因小失大的办法。如果只强调当前生产任务第一，不顾自然规律，不保护自然资源，不充分注意合理地、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后势必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而达不到迅速发展生产的目的。第四，开发利用资源要有全局观点。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自然资源同很多有关自然因素都有其内在的密切联系，这种资源与他种资源又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多种利用途径和综合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对待资源的开发必须抱有整体观点、全局观点，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要认识与掌握自然资源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第五、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是统一的。保护、繁殖、培育与节约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永续地利用；而要合理地开发使用资源，就必须大大加强保护，并安排一定的机构承担这个任务。”^[12]

通过历史考察，他还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上，由于资本家的掠夺式生产，都曾发生过盲目利用、任意破坏的过程，经过惨痛的教训，才开始注意采取利用、保护、培育相结合的方针。例如法国及多瑙河沿岸几个国家，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林木大量破坏，水土严重流失，引起各方面反映。后来通过科学研究，颁布各项法律，投入大量资金，加强自然保护，经过近百年时间才得到好转。”

此外，他认为他还关注到了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在1964年1月3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近年来乌鸦的数目有减少，是否由于如卡逊(R. Carson)［所说］由于野外放虫药，原因不得而知。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引起英美科学界的争论，许多人不信为有大量鸟类死亡之事。”1970年5月25日的日记中又说：“下午阅《科学》1969年，21卷，11月号：科学新闻方面975-978页有关杀虫剂和落叶剂的报道。在以后两年之内，美国已禁止除卫生杀蚊之外用DDT。因为DDT在动物身上容易积存而引起癌症，这在实验室动物中已经证实。”同时，在日记中也记录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召集了112国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

七、有待深入的挖掘与研究

在1962年4月15日的日记中，作为人大常委委员的竺可桢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有关人大会议提案和审查意见的文字：“提案凡163件，其中我觉得重要的，有关于水土流失，第161关于江西省兴国县淤沙为患案，第48案汪胡桢纠正山区水土流失案和关于节制生育（邓颖超等提43案，徐志芬等11人提57案，邵力子提97号案和杨之华等提保护妇婴健康第134号案等。我认为这二事，节制生育和水土保持乃当今之急务。”

控制人口，会减少由其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治理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才能真正做到“今天与明天之间、社会需要与资源可能之间的调节与平衡。”同时，竺可桢建议中央应把“明确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与培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策之一”，认为这些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无论是在主持综合考察，还是主持科学院工作中，他都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努力贯彻到实践中，足迹遍及了除西藏和台湾外的全国各省区。

本文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历史追溯、竺可桢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来源，并对集中体现他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几篇重要文献的文本分析，简单勾勒出竺可桢在中国农业社会的背景下，从人口、资源、环境及彼此关系等方面对“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进行了可贵的思考和实践。由此笔者认为，他是农业社会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驱。贯穿竺可桢的一生，他的文章和日记中到处都闪现着对这一命题的思考，我们应当继续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