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竺可桢先生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发表了，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无疑地，此文即为我国历史气候学的开山之作。它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各国学者们无论肤色和年纪，一致地赞许有加。如今39年过去了，当年怀着景仰之情拜读论文的黑发人已成白发人，可是他们却惊讶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古气候研究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飞快发展，新的古气候记录大量涌现，然而竺老当年勾画的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他指出的过去五千年间4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经典论述，却是一再地得到印证和确认。对此，不得不发出由衷的叹服。我这名当年的年轻人，在踏着竺老的脚印前行时，深为竺老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之间纵横捭阖的气势所震撼，为其匠心独运、游刃有余的学养和智慧所折服，为其深邃、缜密的巧思而钦佩不已，还时时为他那轻松采撷中外文化精粹的生花妙笔而惊艳不置。

回想我们走过的研究中国历史气候的历程，确实是踩着竺老的脚印前行的。记得在1974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为执行周总理“要好好研究气候变化”的批示组建气候变化研究组不久，即承担了预估未来百年气候变化的难题。这前所未闻的艰巨任务固然令众人瞠目，但人们却满怀惊喜和庆幸看到竺老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盏指路明灯。这篇论文为我们指示了由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气候记载来探究气候长期变化的新途径，给我们以历史气候研究的启蒙教育。我们正是由这篇论文首次见识了将中国历史气候记录与格陵兰冰芯、与阿尔卑斯山雪线记录的绝妙的对比，知道了冰芯氧同位素表示的古温度变化和生物气候学定律等等基础知识，首次见识了将中国历史记录与欧洲、日本众多物候记录、代用古气候记录的综合分析及其与大气环流变化相关联的精妙论述，心智为之大开。至今我仍能记起当初读到竺老以中国历史记录与格陵兰冰芯记录的同步变化断言这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动时的那种震撼感觉，这段关于全球变化的高论，实在是站在知识巅峰的纵览，看似信手拈来，却是学养深厚、功力所至方能为之的大手笔。竺老那样自如地融文、史、哲、生、地、天多学科知识于一炉，翩然挥洒论道的境界令人钦羡不已，“高山仰止”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升。

竺老说：“对于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正是受到这般启示，1974-1979年当时的中央气象局组织了两次“近五百年旱涝史料会战”，与北大、南大、各省（市）气象局等32个单位共同完成《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继后，1985-1994年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组织国内学者对我国8228种古籍中的气象记录进行了系统的采集、勘校，最终于2004年出版《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一书，并保有了全部古文献副本的集中收藏和详尽的勘校记录。在那进行史料采集和考订的20载艰难岁月中，焦首朝朝暮暮、煎心日日年年，而支撑我们坚持完成的信念则来自于由竺老阐释的我国气候史料的科学价值而产生的使命感，和竺老以一己之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感召。至今可以告慰的是，祖国历史气候记载的科学价值已深得国内外有识学者的共识，日本地学联合会前名誉主席吉野正敏教授就曾撰文称：如果历史气候记载可以申报人类文化遗产的话，我将首先推举中国历史气象记录。可喜的是如今历史气候的研究队伍有扩大，更有历史学家的加入，在气候学与历史科学的连接上取得进展。尤其是将古文献学的方法引入到历史气候研究，强调了气候史料的考订，那种不问历史文献记录的出处，胡乱拼凑史料的做法受到严厉批评，这样使得历史气候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继竺老试对我国五千年的温度变化幅度作出定量推断之后，我国学者发展了利用历史气候记载重建定量气候序列的方法、在定量推断气候值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讨，取得成果，建立了不同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温度、降水、降尘等多种气候序列，提出了关于过去时期的气候变化特征、多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的新认识。在竺老身后，全球气候变化成为热门的议题，尽管它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循竺老指示的科学途径乃能在此领域取得话语权，在全球变暖的及其应对的问题上从容地根据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成果，独立地提出我们的见解。例如，根据中国的高分辨的气候序列分析，认为在历史上的温暖时期中国并未出现持续百年的大范围长期干旱，这和北美等地迥然不同，还指出，近1千年中国的许多持续干旱事件其严重程度超过全球迅速变暖的20世纪，这些结论已写入了IPCC第4次科学评估报告。又如，根据中国的历史记录认为所谓20世纪是最近1千年中最暖的百年的论证并不充分，迅速增暖的20世纪可能只是过去500年的最暖世纪。

竺老一贯重视基础科学资料的研究。他的科学眼光和作为，为后续的研究作了极好的铺垫，堪称功德无量。竺老以他独具的慧眼及时地将他所见、所知的早期气象观测记录作了备细记述。早在1936年他就著文介绍了珍贵的清代宫廷天气档案“晴雨录”，正是得到竺文的启示，中央气象局研究所才能够于1974年进行了用北京“晴雨录”重建北京250年降水序列的研究，又进而拓展到对清代宫廷《雨雪分寸》档案的整理，继后又进行了南京、苏州、杭州的“晴雨录”的整理和重建降水量序列、复原18世纪梅雨变化的有益尝试，取得成果。中科院地理所在清宫档案的整理和用之于气候序列重建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在回顾这些成果时，自然要引起对启蒙者的感念。

值得追念的还有竺老留下的早期器测气象记录的详尽记述，这不仅是气象学史的宝贵资料，也为历史气候的定量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竺老早年所著“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一文记述了他所知悉的18世纪法国传教士在北京的气象观测活动，这是现代人了解早期器测气象资料的唯一线索。当年我在拜读此文时对文中竺老的一句叹息“哥比1743年开始于北京作气象记录，可惜他的记载除马尔曼曾经发表其零星温度统计以外，其余已无可查考了”印象极深，也曾闪现过继续穷探究竟的念头，后来，也竟然有了遂愿的机会。1998年我在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做访问教授时乃得暇试作寻访，在比利时学者的热心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当年哥比教士的逐日温度观测记录！我们用它来与北京“晴雨录”、其他中国史料以及传教士的实况报告等综合对比，写成1743年北京极端高温事件的论文发表。这番业余的搜寻很值得回味。我们充分利用了巴黎的资料查询系统，跑遍了布鲁塞尔、安得卫普、列日、孟斯的图书馆、档案馆，凭籍着竺文记述的蛛丝马迹，搜寻工作步步近逼，最终有了新获。记得我和比利时合作者是在华灯初上时分才怀着新发现的喜悦走出安得卫普市图书馆的，踏着那千年老街的石头路面，从心底发出对竺老的深深感念，我觉得竺老的作为就象那些中世纪古老街巷的铺路石块，以它的严密、规整和坚实而承受着历史之重载。

我们敬佩竺老的虚怀若谷，他把备受推崇的“开山之作”谦称为“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在竺老身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多学科专家的参与，他早年的结论又有了许多新的补充和修正，这些当然是竺老所期待的，任何“为尊者讳”的念头都只会显得渺小。竺老费尽心力以彰显和宏扬祖国古代文化的科学价值为己任，他曾欣慰地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表明了我国的历史气候记录并不是“一笔糊涂账”。不过，令人困惑的却是现今竟然又有所谓中国历史记录不宜用来研究气候变化的旧调重弹、认为只有实验室测量数据才是高科技成果，甚至曲解中国历史事实，贻笑天下而不自知。这种偏见和盲目性表明历史气候的研究尚任重道远。我们今天重温竺老的论断仍然是很受教益的，竺老说：“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得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

竺老指出的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责任始终在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