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2日，97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李荫远在北京逝世。
8月26日，李荫远的科学网博客发布了其生前所拟讣告：
李荫远 1919年公历6月23日生于成都。1943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曾留校任助教。1947年赴美国游学，在獲得博士學位后因美方禁令不克歸國。直至1956年初始得啟程回京，同年4月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參加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70岁后逐渐退出科研工作和學報编辑等任務，晚年以文史自娱。
2016 年8月22日辞世。本人不愿有遗体告别之类的事，死后不换新衣，不入殡仪馆，由太平间直运火化场所。骨灰由大女保存，日后扬弃入海。
李荫远（签字）
博文下面一片悼念声。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王鸿飞写道：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fade away.”
（编者注：源自西点军歌，1951年麦克阿瑟在国会的演讲使这句话广为人知。）
1 求学西南联大的愉快时光
李荫远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童年在家识字，会背诵《三字经》以后，进过一年半的私塾。1938年，他毕业于成都石室中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四川大学。1941年，李荫远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
时隔半个多世纪，1993年吴大猷先生仍然记得那段愉快的时光，他在赠与黄昆的“古典动力学”讲义的扉页上写到：“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
世人皆知“杨振宁”，却鲜知他有这样一位同学，李荫远的学术成果同样卓越、后来被称为中国固体和磁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1944-1946年，王竹溪先生要李荫远充实杨振宁赴美前留下的《超晶格统计理论的仿化学方法》的手稿，他将杨振宁的“原子数为任意比例的二元合金理论”推广到“任意亚点阵数的二元合金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后来被称为“杨(振宁)—李(荫远)［Yang—Li］理论” 的“Cu-Au合金系统有序化的仿化学理论”。
李荫远在《追忆恩师王竹溪先生和我的机缘》中，详细描述了王竹溪先生当时是怎么培养学生的——当他将杨的手稿交给我时只说，你看还加添些什么工作，你需要看的文献都在这手稿列出的引文里；以后也并不过问我工作的进度，中间我只向他汇报过一次，直到计算完工后才请他审阅。其实王先生当时有意地培养我不浮躁和独立思考的作风。
晚年，听闻一些大学的管理部门为防止学生逃课，用按指纹、以摄像头监控等，李荫远在其博客中表示很意外，他回忆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形。
“联大学生每学年注册之后，自己找个床位住下（除工学院外，教室和宿舍都在那个叫‘新校舍’内的黄泥筑墙、茅草盖顶、四面通风的一些大屋子里）。日常生活全凭同学们自行安排，没听说有‘后勤’。不管你注册了哪些必修课和选修课，有无逃课系里不过问，但实验课要认真操作，考试必须参加；然而实际上很少有人逃课。同时不少同学喜欢随心所欲地听课，旁听生不会被赶走。”
联大也有一些教授上课先点名，但不会影响考试评分。考试的题目再难，也没人抱怨更不会向系里抗议，而且联大的毕业证书是附有成绩单的。
联大的体育课四年、八个学期都是必修，没有期终考试，但一学期里缺课超过若干节就算不及格，有一学期不及格就不发文凭；联大体育部教授是鼎鼎大名的马约翰，他的坚持成为校规。李荫远认识的一位同学因缺了一学期的体育课，念满四年后在昆明教中学，每周必回校补上体育课。
亲历、见证联大独立办学的自由来之不易，李荫远对新一代大学生的逃课厌学困惑不已：“联大的那辈人享受了模糊的乐观和学习的自由；而新一代大学生在校领导的无限关怀下，日子比抗战时期的前辈过得滋润多了，反而出现了逃课与厌学之风，这就使我想不明白也。”
2 赴美留学
1947年，李荫远赴美国留学，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做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48年获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Cu-Au合金系统有序的仿化学理论》。接着李荫远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做博士生并兼任研究助理，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贝特-维斯(Bethe-Weiss)方法在反铁磁性理论中的应用》，毕业后留校做博士后一年。当时朝鲜战争爆发，李荫远被禁止返国，遂应邀赴匹茨堡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名卡内基-梅隆大学)做研究工作，并一度在威斯汀豪斯公司磁性材料实验室兼职，直到1955年。
李荫远在这一时期对过渡族元素氧化物的磁结构交换作用等做了一系列研究。他主要研究反铁磁化合物的磁结构和用中子衍射测定磁有序物质的磁结构，并充分注意到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是高频和微波铁氧体材料的研究。
1940年代后期，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中子衍射技术开始用于磁结构的研究。李荫远在美国后期进行的一部分理论工作即X射线和中子散射及衍射理论。他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作期间进行的理论分析对当时固体表面的亚微观结构、高分子结构、生物大分子结构以及微观磁结构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 归国研究
1955年日内瓦多国外交会议后,美方才解除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李荫远得以在1956年春节回到中国。回国后他申请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9-1966年任固体理论研究室主任，1972-1977年任晶体学研究室主任，1978-1984年任副所长、后历任物理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李荫远在国外时就了解了高频磁性材料铁氧体对发展电子学、计算机和微波等新技术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工作的进展，回国后他看到经济建设对铁氧体材料的迫切需要，不但亲自从事铁氧体理论的研究，还尽力促进铁氧体实验研究的开展。
1960年，李荫远在物理研究所和全国性讲习会上，较为系统地讲授铁氧体物理学，后来他与李国栋的讲课讲义被整理补充成《铁氧体物理学》出版，成为高等学校磁学专业和有关科研单位及工厂科技人员的重要参考用书。
“文革”期间，他与杨顺华合写的《非线性光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非线性的光学著作。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荫远对激光技术晶体做了多方面研究，对准一维离子导体在电场作用下的新现象得出完善的理论解释。1972年，他任晶体学研究室主任时，除继续推动与激光技术有密切关系的晶体生长研究外，还逐渐恢复了晶体学的一些重要课题，同时积极组织和协调该室与物理研究所其他研究室以及所外一些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的协作。这种主要依靠学术思想联系多个学术单位互相协作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我国是一个极为少见的事例。
由于和其合作者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李荫远于1980年因静电场作用下α-LiIO3（阿尔法碘酸锂）单晶的基础理论研究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2年因在外电场作用下某些单晶的中子衍射强度异常增大现象的发现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87年因α-LiIO3一维离子电导的光栅效应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4 重视科研青年培养
李荫远曾亲自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授磁学、群论等课程，十分关心和重视对年轻科研人才的培养。1970年代后期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一直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生、培养和管理工作，在所内外指导和培养了多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学生的回忆中，他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对青年科研人员既启发他们独立钻研思考，又严格要求。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徐文兰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78级的硕士研究生。她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征文中回忆恩师道：
“我的导师是李荫远院士。出身名门，56年从美国回来，一腔爱国热情、一派绅士风度、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当时，他带着四名研究生。每个星期，他都要我们在一起讨论，并轮流做报告。他自己也做。一种平等而又能得到他悉心指导的方式至今使我难忘。李先生是物理学报的副主编。我经常看到他在总审整本期刊时，会亲自去图书馆查某篇文章的引用文献。他在给一个研究生写出国推荐信时，‘锱铢必较’地要问清他在大学里实际的学习时间。‘文革中没念到书的年份不算。’他的身教言教给了我知识和道德的双重收获。”
李荫远鼓励学术讨论，倡导学术民主，为年轻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自由结合、互相尊重的学术环境。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风熏陶下，培养了几代物理学研究人才。
除了研究工作，李荫远也极为重视提高中国学术期刊的质量。1958年，因中国科技报大学筹备，物理所将金属研究组组长、知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调归中科大。钱临照先生便请李荫远担任《物理学报》副主编工作，李荫远欣然接受委托，从此与王竹溪先生共事23年之久。除《物理学报》受政治干扰被迫停刊的期间外,李荫远每月必到王竹溪先生家带去已准备好的稿件请他签发,并留下由他审定的一审存在疑问的少数论文。除此之外，他于1984年创办了《中国物理快报(英文版)》，任主编。还曾担任《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编委，对《物理》的编辑过也作出过很多具体的指导。
2007年，时年88岁的李荫远给《物理》编辑部写信，提出应让《物理》对物理系毕业班和毕业后未脱离本行的学生是有兴趣的学习读物，即每期总有文章是他们能读而且受益的。具体来讲，“《物理》似乎应组稿办讲座，即对物理学中某些尖端大课题从头讲到最新发展”。李荫远还举了潘建伟的例子，“2005年潘建伟小组介绍了他们对‘量子信息学’的一个专题的成就，使人感到其工作难能可贵，但并不能使‘物理学生’初步懂得量子信息学。” 李荫远建议请内行人写讲座文章。阎守胜主编刊发先生来信全文，并表示要让《物理》能更多的发表读者“有兴趣，能读懂，且受益”的好文章。
而在科研界的一些事务上，李荫远也勇于发声。2011年，他听闻施一公等人因美国国籍未正式退掉而落选中科院院士，便在其博客中写道: “选院士并非选国家领导人，亦非考公务员，何必计较国籍问题到无微不至的程度。此外还有人说，院士候选人在国外的学术成就不应作为其当选的条件，这就令我糊涂了，难道当初钱学森先生，还有郭永怀和葛庭燧，回国都不到一年就被聘为学部委员是错误的吗！？”
对于中青年科研人员的生活，李荫远一如既往地关心，2012年他在一篇博文中坦然谈论了自己收入的变迁，并说：“目前收入居于中等的一般中青年的教研人员却面对昂贵的商品房和子女的教育费不免自叹为弱势群体；这一困境非增加工资所能解决。” 并犀利地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腾飞，而政治上的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以致社会失序，官位至上，权力寻租，法制缺失；背离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离开政治上的体制改革仅谈论教研人员的收入是毫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