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蛟龙”号第一次突破7000米深度，但回收时的海况并不理想，潜水器在海面随波逐流，漂了20来分钟，才回到“向阳红09”船的怀抱。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快了快了”“挂了挂了”，叶聪一遍遍重复的善意的“谎言”成为杨波唯一的精神支柱。

杨波已连续4年参加海试，同时也是海试队8名试航员之一，不定期执行下潜任务，检验声学系统在水下的各项性能。类似的情形，杨波已经历了10多次。

“正是通过这么多次下潜，我对潜水器及水声通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杨波说，在项目参与过程中，自己收获最多的是责任，而压力更容易帮助人成长。

强压力下迸发的能量

今年6月15日，作为“蛟龙”号本体声学系统负责人，中科院声学所研究员朱敏生日当天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在潜水器下潜到6200米左右时，水面母船“向阳红09”船上的水声通信意外中断。

朱敏没有乱了阵脚，很快做出判断：问题出在吊放电缆上。接着他和团队找到了罪魁祸首——承重电缆接头根部被挤破的一个小孔。

“通过这几年海试，我们对设备状态、队伍能力的信心增强了，能够冷静地处理出现的问题。”朱敏说。

“7000米载人潜水器声学系统”是朱敏2002年开始独立承担的第一个项目。2009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1000米级海试，是声学系统团队最难忘记的一段时光。

第一阶段在50米深度海区试验时，近在咫尺的潜水器与母船之间的声学通信迟迟建立不起来，声学通信不建立，整个海试就无法开展，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声学系统团队身上。

一名参加过1000米海试的队员回忆，每天的指挥部会议上，朱敏都被催问，怎么还没好，什么时候能好……朱敏本来说话声音就不大，被催问急了，声音堵在了嗓子眼，几乎没人听得清。

“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朱敏回忆说，当时通过水池试验和湖上试验，验证了水声通信设备本身的功能，但一直没有能够在潜水器试验母船“向阳红09”船上测试。

“向阳红09”船已服役近30年，预计到船舶噪声会偏高，声学系统团队设计通过吊阵方式来远离母船的噪声干扰。但试验中发现母船的噪声比预计的高很多，严重干扰了数字通信，在50米深度海区无法解决。海试现场指挥部研究后决定，转入下一阶段到更深海区开展试验。与此同时，声学系统团队用3天时间编写完成了一套水声电话软件，保证了300米和1000米海区下潜试验顺利进行。

1000米级海试后，声学系统团队通过技术改进，有效抑制了母船噪声干扰。2010年3000米海试时，水声通信系统顺利地把数据、图像和声音传上来了。

除了水声通信机外，声学系统团队的高分辨率测深侧扫声呐、避碰声呐、声学多普勒测速仪、成像声呐、定位应答器等多种声学设备，为“蛟龙”号提供通信、定位、测速、障碍物规避、目标搜索和地形地貌测量等服务。有了这套系统，潜水器有了“眼睛”“耳朵”“嘴巴”。

从青涩到成熟

“他是声学系统团队中，对潜水器本体最熟悉的人之一，参与项目从研制、总装、水池试验到海试的全过程。”朱敏如此评价杨波。

2006年，毕业不久的杨波被中科院声学所派往位于无锡江阴的中船重工702所，负责声学设备与系统其他设备在载人潜水器上的总体联调和水池试验。一直到2008年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呆在那里。

和很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一样，杨波当时缺乏独挡一面的经验。在学校遇到问题，他直接报告给项目负责人，但当单位让他只身一人前往无锡后，他意识到，自己要发挥作用，发现问题后不能事无巨细地向领导汇报，必须要自己学会独立处理事情。

2006年、2007年，这是杨波个人能力提升非常快的一段时间。

“眼界提高了。”杨波举例说，联调联试需要了解别的分系统，站在总体角度来看待声学分系统，甚至包括设备安装的俯仰角，都得综合考虑。

总装完成后，潜水器开始水池试验。杨波经常需要到潜水器载人舱内调试设备，从2007年8月到2008年1月，他下潜了三四十次，一天最多下潜3次。

2009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开始1000米级海试，这是最让杨波刻骨铭心、意味也最丰富的第一次出海经历。

船从江阴出发，一出长江口，他就倒下了，连续躺了7天，每天的食粮是一包方便面、一瓶水，当然，这些都是在床上吃的。

虽然已历经4年海试，但是晕船依然顽强地战胜了身体的适应能力。晕船严重时，杨波通过口服晕船药、贴防晕船贴，尽量减轻晕船反应，圆满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下潜任务。50米、300米、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米、5000米、6000米、7000米，潜水器每一次冲击新深度时，他都是探路者之一。

2009年海试时，声学系统团队还很青涩，多是毕业没几年的硕士生、本科生，接触潜水器的时间短，海试经验少，但如今，朱敏自豪地说，这支队伍已经日趋成熟了，一批杨波这样的后起之秀，“各有特长，各有特点”。

“海试宝宝”背后的负疚

其实，在2009年海试最关键时期，另外一份早到的“大礼”同样让朱敏始料不及。

单位给在“向阳红09”船上参加海试的朱敏打来电话，孩子出生了，比预产期提前5周。

爱人预产期在10月初，朱敏本想任务顺利完成后，赶回去陪产，但最终计划赶不上变化。爱人当时已是37岁的高龄产妇，妊娠后期血压上升很快，8月31日提前剖腹产，而且生产过程十分艰难。

趁“向阳红09”船靠港三亚补给，朱敏迫不及待地往回赶。因为早产，孩子放在保温箱，在医院陪了爱人一个晚上，第二天朱敏又返回海试现场。海试现场一大摊子事等着他来处理。

一直忙到10月海试结束，朱敏才回家，当老师的妻子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念叨总是免不了的。没能在爱人最需要的时候陪伴在身边，朱敏一直都负疚在心。

从1000米、3000米、5000米，直至今天的7000米，也许是巧合，连续4年参加海试的6名参试队员这几年都有了孩子，也遭遇与朱敏类似的“烦恼”。

朱敏的电脑里，不光有成员的个人资料，更细心地存了一份参试队员孩子的出生年月。朱敏的“海试宝宝”无人不知，因为这是目前唯一在海试期间诞生的孩子。

说是目前唯一，因为今年7月，刘烨瑶的孩子也马上要出生了。

“预产期是在7月16日。”刘烨瑶掐时间，按照计划，当天“向阳红09”船刚好靠港青岛，“到了青岛马上飞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