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只有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性支撑。中间这条长长的距离，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原校长赵继将其称为“死亡之谷”。

　　而为了跨越这道“死亡之谷”，提升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融合协同技术服务，已经迫在眉睫。

　　科技成果转化为什么急需中介服务？由谁提供这样的服务？如何完善这类机构的服务？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近日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原校长赵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晓红，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远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原所长王容川。

　　结合尚有困境

　　《中国科学报》：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面临着哪些困境？

　　吴远大：我从中国科学院离岗到河南鹤壁的一家民营企业从事技术成果转化已经11年了，对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创新转型升级有较深感触。

　　中小型制造企业利润低、竞争压力大，养不起高水平人才队伍，自身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客观事实。即便意识到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但对市场究竟需要什么产品和技术比较模糊。

　　他们希望向高校、科研院所寻求合作，但无奈信息不对称，且心存畏惧。有的企业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可由于对科研体系不熟悉，合作成效较低。他们认为投入资金几千万、1个亿，几年就可以迅速回收，心态过急。

　　作为技术供给方，高校、科研院所不乏“好东西”。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技术积累覆盖领域很广，但变成产品的时间有长有短。如社会比较关注的芯片级产品，工业化链条就比较长。科研人员关注主要指标，而市场更看重可靠性，解决可靠性问题则需要大量重复性工作。如果科研单位没有足够且非常出色的硬件条件，就很难坚持。

　　一家有足够财力、格局、耐心的企业，与愿意为企业产键技术的提升贡献时间和精力的科研队伍，这样完美的组合不易实现。

　　“红娘”搭建跨领域平台

　　《中国科学报》：科技成果的供给和需求依靠什么完成衔接？

　　吴远大：十几年前，我们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找到了愿意转化我们技术的民营企业。从那之后，我们得到了河南省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的诸多帮助。

　　这类机构在成果转移转化中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他们了解企业和研发单位双方的真实需求，搭建研发平台，完善科技服务，拓宽融资渠道，争取地方政府项目资金的支持，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赵继：研究人员对技术成果的长远应用前景和潜在价值的认识通常是有限的，而资本对需求和市场更为敏感和主动。

　　理想状态是，高校、科研院所可以把技术转移中某些综合性、科技人员不太擅长的工作，交给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完成。它好比一位“红娘”，存在的价值就是让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供给与企业的技术需求以及资本高效结合、精准对接。

　　在一个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比较成熟的市场，如硅谷，资本和技术成果甚至可以“一见钟情”，因为资本的嗅觉可以快速“识货”。退一步讲，也可以“日久生情”，跟踪观察一段时间，把握这项技术是否适合转化和投资。

　　蔡晓红：所有成果转移转化的最终落脚点是市场。以创新医疗器械为例，资本不喜欢重资产、长周期的产品，但看重技术和市场独占性。打通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有些问题要靠市场解决，但像重离子治癌这样的技术，最初的转化离不开政府。政府要精准把脉，瞄准痛点和断点提供精准支持。

　　《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技术转化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现状如何？

　　吴远大：从高校、科研机构来看，部分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问题在于它们多数时间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非服务职能，很多还停留在专利、补贴申请等初级业务层次上。这并不能满足高质量技术转移的要求。

　　中介的职责是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咨询服务、创新创业投资、金融支撑等，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跨领域服务平台。我们与这样的专业水平还相差很远。

　　我还了解到，一些公立性质的中介服务机构，生存和赢利面临困难。这是因为，这类中介还没有行业标准，并没有完全获得市场认可，因此对此类服务也没有明确的价值评估，很难定价。

　　赵继：和与日俱增的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相比，国内专门的技术转化服务机构在专业性和数量方面，是明显不足的。不仅仅是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投入以及市场内生的一些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总量也相对较小，而且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服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不过近年来，在北上广深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种风投机构规模显著增加，社会资本不断进入技术转移转化领域，专业化从事技术转移、评价、风投、认定和运维等工作的机构大量涌现。

　　我认为，这种机构的发展将呈现多种形式，但以市场化运维为主。从发展过程来看，往往是政府、公立机构与平台先行推动，逐渐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专业人才要跟上

　　《中国科学报》：如何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服务体系？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

　　蔡晓红：我的专业背景是原子物理，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九五”大科学工程项目办公室主任。有科研背景、对科研活动有较深刻的认识，再去做科研管理，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赵继：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专业服务是庞大且有前景的。与此同时，这是复合交叉型的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培养和训练有很高的要求。

　　我认为，这些人员最重要的职业素养是对科技与经济、市场结合的敏锐判断力，对科技动态、金融、知识产权、产业发展、政策法律等的深度了解，以及高信誉度的职业操守。目前在高校，尚未真正形成这类人才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

　　王容川：对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而言，可以利用大数据建立网上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信息交流平台，构建技术资源与成果库、需求库、信息库等，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库的信息匹配与对接，提高创新要素信息的交互性和流动性，为成果转化提供最优质资源配置。

　　从政府角度来说，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比如健全技术转移转化、知识产权、法律等服务体系。此外，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时，尤其对于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的科研人员，在职称评定、工作待遇、表彰奖励等方面应给予政策支持，让技术经理人真正成为推进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