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固然重要，但不是获得世界创新成果的唯一条件。如果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跟不上，管理的理念和战略不到位，科研人员没有淡泊名利和如痴如醉的敬业精神，我们就不能得到理想的回报，会有愧于全国人民辛苦创造的财富。”

3月4日下午，北京国际饭店二楼彩虹厅。政协无党派界联组讨论会上，著名数学家章祥荪委员用数字说话，不到８分钟的简短发言，从司空见惯的“三个现象”说起，“尖锐”建言科教体制改革，引人关注。

他首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2006年，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是6000多亿元，占当年GDP的3．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到GDP的4%，按2010年GPD约为40万亿元的基数，若每年增长8%，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就将达1.8万亿元，是2006年的3倍。

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情况几乎相同。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总金额约为35亿元，2010年增加到约120亿元。在此基础上，按保守的每年增长10%计算，2012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45亿元，是2006年的4倍多。

一连串令人警醒的数字之后，会场上变得更加安静，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位来自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章祥荪委员加重了语气：“我本人很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展开一些讨论，以有效地使用日益增加的经费。我想谈几个具体的现象，说明对我国目前科教体制进行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紧接着，章祥荪委员直奔主题，说出了他长期关注并思考的第一个现象：当社会各界在质疑某些学校的某些教授一年带十多个博士生而难保毕业质量时，一些科研单位却是许多博士生导师苦于没有学生带。

他拿自己所在的单位举例说：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共有博士生导师105人，其中院士17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5人，但一年的招生名额只有90个。“这样好的导师资源不能利用，实为可惜啊！这明显是计划经济体制和严重的条块分割造成的资源硬性割裂。”

随着经费的增加，科研单位和高校争夺项目和经费日趋白热化。以至于科研人员只能不遗余力地四处申请项目，无法真正安心科研，许多单位为了拿到项目，不得不“搬出”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牵头这些项目。

对于这一现象，章祥荪委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大学校长、科研机构负责人掌握着大量资源，让他们担任项目组长，很容易拼盘式地集成成果。而科研人员有了这样的项目组长，由于不担心交不了差，创造性就大打折扣，这样的项目很难有世界性的创新成果。

对此，他建议，科研管理部门应限制这样的大项目负责人，甚至应取消这种成果拼凑、人员混杂的科研项目。

在说第三个现象之前，章祥荪委员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虽然破解了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悬奖100万美元的庞加莱猜想，但他没有去领奖。之前，佩雷尔曼还拒绝了去领取菲尔茨奖等奖项的奖金，而是选择和他的母亲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

讲完这个故事，他话锋一转：“目前，各种不利于人才成长的潜规则愈演愈烈。在这样环境下，这种现象不可能得到提倡，希望科学家们的工作环境单纯一些。毕竟，一个在世界科技界有可见度的创新成果需要一个科学家多年、甚至一辈子的辛苦劳作。”

发言的最后，章祥荪委员说，科研体制改革不只是政府部门的事，也是我们科技人员和教学人员的义务。在当前全国上下对自然生态的关心已经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开始关心科技和教育的生态问题了。

简短而又切中时弊的发言结束，会场上经历短暂的沉寂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