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天报到时，组织上接见我的是办公室主任周素同志，她所讲的话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大概意思是：“他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要关心他，爱护他，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

当我第一次见钱先生时，他讲话极为简单，“噢！你是学数学的，这很好，将来你能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只字未提什么秘书工作。接着他拿了一本英文版的他的导师冯•卡门所著的《空气动力学》给我，叫我看。

由此可见我的秘书工作并不多，主要是他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远超过在的时间，所以我第一工作任务是“看堆”、接电话，以便使他的工作能不间断地正常运行。剩下来的时间就学习，学习他这个人，学习他所从事的工作。

看了《空气动力学》一书（是否前面还冠以“超音速”字样我忘了），使我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特别在书中看到卡门-钱公式时，真是觉得太棒了。国际最高水平，为中国人争光啊！接着我就了解全所各研究组（那时只设组没设室）研究对象及目的。我确实学了不少，因为当我尚在校学习时，数学系只设一门理论力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数学系才成立了力学专业，没过几年就成立了数学力学系。

我想是钱先生为了让我能较快地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每当工间操时或下班前一段时间就会给我讲国外科技发展现状，这样来扩大我的视野、增强兴趣。我则像久旱逢甘霖那样倾听着、吸收着。当时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受到了欧美列强的全面封锁，极少能见到英文版的新书、新杂志。那时只有一个苏联作为窗口，与外部有所联系。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大的，都是受欧美派的影响，国内较有名的中学高中数、理、化方面课程直接采用国外的教材。自从解放后只有学习苏联，这里不仅有语言障碍，在思维模式上亦存在一定的差异。

钱先生的表达能力是异常高超的，他可以把一个艰涩复杂的问题，讲得简单而易懂。我常听同志们说，听钱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而我都是由他单独授课的。记得当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他就专门科普这个问题，也是他即将进行的事业。所以他把发射按过程分阶段（把卫星送入轨道，在轨道上运行，直至回收）来讲，如第一阶段用什么工具把卫星送上空间，第二阶段如何达到所必须速度的推力，这就关系到燃料问题。这样就有个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部分的关键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鼓励我出去做了两次关于人造卫星科普演讲。有一次他还给我讲了科威特这样一个石油大国如何在沙漠上搞农业工厂，这真使我大开眼界。这里还有数学问题如何进行系统多级控制问题等。有一次他突然说要搞一点情报资料，我毫无思考地直截了当说：“我可不当‘克格勃’（这是俄语，即我们所说的特务）。在大学时我所看到的特务行为，我太痛恨了”。害得钱先生听了失声笑道：“我讲的是科技情报，现在中央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清楚他们当前所达到的水平，否则‘赶、超’不是成了一句空话了吗？”，我被他说服了。后来他教我如何从一些科技杂志的广告上提取信息，以风洞为例，专门找寻广告上各国风洞的马赫数，就能反映出那个国家在超音速空气动力所达到的研究水平。

就这样，他对我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尽可能用切实的帮助以达到目标。他对我所谈的一切从来也没有偏离过他的工作。

有一件事也许值得一提，那是我到力学所还不到五个月的一天，有个我国某名牌大学的年青副教授来访，当时钱先生正在工作，所以那位同志就站在他的大桌子前谈问题，到最后我只听到了一句“这个你还不懂”。（也许是年龄和所受教育背景比较接近的关系，我对这些年青人的思想感情较为理解、熟悉。他们对钱先生是既敬又畏，想接近又保持距离，对他又有着某种程度神秘感。特别他那由美国带回的满满一墙的科技书，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他们。为此当钱先生不在所里时，我常常把办公室门打开，请他们进来参观，使他们能与钱先生逐渐走近。）看到和听到了刚才一幕，使我感到不是滋味，这将妨碍钱先生和群众的接近，并可能影响到工作。我就下决心把我的感受告诉他。机缘终于来了，那天他上班较早，并且没有多少文件须处理、审阅。我就笑着和他说：“钱先生，我可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怕你。”当时他就停下手中的事，侧头听我说。我就提出了那天年青副教授来访一事，我说：“他也是堂堂某某大学的副教授，来向你请教，你就让人家像个小学生似地站着问问题，最后还来一句这个你还不懂。多么没脸啊！人要脸，树有皮，以后谁还敢向你请教呢？”（写到这里我感到我的言辞过于严重，但始终是笑着说的）。他一句话也没讲，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谁知二十几年后，有一次已经调到自动化所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人转交。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当钱先生接信知道是我所写的，就告诉他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真是满头雾水，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又过了约六、七年，一天他到我们所来开会，我去找他，见到他时，竟然当着我的面对着与会的同志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至此我还是不知所指何事。直到50年后，力学所纪念建所和钱先生归国50周年，召开纪念会，我与力学所老同志有了联系，才知道指的是那句“人要脸、树有皮”那件事，我真是很感动。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不足五年的普通人，而他已是一位世界级著名科学家，能如此虚心听取意见，我真正感到他不仅是学识上伟大，而且精神上伟大，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没有低级趣味的人，我敬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