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师先后发表论文70多篇，著作5部，译作2本，内容涉及地图学、地球重力学、地球形状、固体潮及地球自由振荡等许多领域。他在地图投影、天文重力水准、垂线偏差估算、潮汐改正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促进了这些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一些已在生产和国防建设中得到应用，从而增强了我们所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的5本著作为：地图投影学上、下两册（1954，1958）；重力测量与地球形状学 上、下两册（1965，1975）； 固体潮（1986）。

以上论著多是由他自己通过学习、思考、探索和实践得来的成果，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来看，这可能算是经典之作，但其中的不少在当前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可以说，以上这些是方师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财富。

下面将对他的为人、治学等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两个方面作些回忆。

一、树立志气、正气和勇气是他做人的标准

第一、青少年要有志气。方师家乃属书香门第，1904年他生于广州，1912年在苏州读小学，幼时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父亲的直言不讳和秉公办事对他影响很深。学校班主任吴妍的爱国义举对他教育也很大，在1915年她为响应全国对袁世凯接受了卖国条约的声讨，在校里办了个讽刺袁世凯想做皇帝“专制魔王”的展览室，哪知当局对此甚为大怒，遂纠集一批打手闯入该室，把秦始皇、和自由之神等塑像砸个粉碎，方俊见此非常气愤，而比较平静的吴老师待暴徒走后，叫方俊等人将打碎的塑像搬入室内并在窗外蒙上黑纸，又在门上写 了“黑暗世界”四个大字，以示对专制者的控诉，方俊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19年他随家进入北京并在教会办的崇德中学上学，因家庭的多次搬迁和社会的动荡，及孩童时期的幼稚与好耍，致使成绩不好，上初一时就有好几门不及格，由此遭到同学和洋人老师的讥讽和鄙视，然而他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年，从此痛下决心，发愤图强，天天起早带晚，手不释卷。第二年，他终于取得名列全班第二优异成绩。主教对他的进步惊讶：“我教了几十年的书，没见过转变这么快的学生！”。然而他对校内洋人及其追随者欺侮中国学生的行为很为不满，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加深了对社会当局黑暗行为的愤怒。他未等毕业就离开学校，并在1923年考上了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由于该校名声在美国都有影响，从而激励他刻苦学习，心想这里有他今后就业的希望，有他为实现科学、工业救国的本领，但不久他逐渐感到失望，因他看到洋人和当局欺压中国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他读大二时的一天，有位对化学和德文课都讲得很好的中国老师，突然被一名美国老师所顶替。方俊和同学们思考：为何讲课高明的中国老师不用，反而被一名高薪请来的美国人所代替？在向校方说理斗争无果后，却遭来当局的报复，方俊等许多学生受到开除处分，洋人的无理和政府的无能，更激起他对自由民主的期盼。后来校方作了让步，允许他们复课，哪知不久，他的父亲却因工作中坚持原则得罪了上级而横遭打击。从此家境顿衰，清贫窘迫，继续上大学的愿望就成了泡影。

1926年起，22岁的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华北水利委员会当练习生。野外的测量工作十分艰苦，夏天顶着烈日东奔西走，冬天脚踩冰雪、跑尺竖杆。晚饭后，别人不是赌钱就是睡觉，他却为了多学一些知识，顶住白天的疲劳而埋头苦读。无论住在破庙或草房里，夏天或冬天，每晚都是那盏油灯陪他熬到深夜。这时有人笑他不及时行乐、说他不向做官的亲戚求助，可方俊的决心和行动是：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只有掌握知认识、依靠科学才能拯救国家。就这样他通过四年的苦读，终于掌握了测量学和高等数学，且巩固了英语、自学了德语。

1930年，有人推荐他到北京地质调查当绘图员，任务是编制申报馆的《中华民国地图集》等三种地图。由于缺乏资料和书籍，他一面到野外测量点位高程，一面到各图书馆收集资料，他还抓紧时间攻克制图理论，经过他和同仁七年的苦战，第一批用正规理制作的中国地图、地图集和地形挂图相继出版。多年辛勤工作的方师，由于一无文凭二无后台，出版的地图中只有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署名。但翁文灏在地图序言中提到：“此图之彻底整理与修正，如不得图学邃深方俊先生者悉心任事，则虽有计划，亦成空言。”丁文江在去世前也专门交待：“申报馆地图集基本上是方俊做的，他既图上无名，稿费也无份，我们是很对不起他的，此人必须深造。” 

第二、做人要有骨气。1938年是方师赴德进修的第二年，正当他为报效祖国如饥似渴地继续深造的时候，突然某协会负责人告诉他：“你想继续留下可以，但必须填好这张表！”方师接过一看，怒从中来，“岂有此理，日本人侵略我们，要我赞成‘大东亚共荣’，还要保证不能有反日情绪！让我屈志随人，变节卖国，坚决不从。事后，盛怒的方师，撕碎了此表，毅然回到祖国。

归国后的方师仍回到地质调查所，不久他拒绝了到“中央训练团” （特务的外围组织）受训，1941年中央大学聘他为教授，后来他为学校门卫对教师搜身检查而感到受辱气愤，遂决定离开这个非治学之地。1943年到同济大学教书后，由于他对校长丁文渊经常吹捧希特勒而十分厌恶，决心不在这里当正教授而到中国地理所任副研究员，工资也因此减少了120元。

在新中国的成立后的1950年，当美国侵朝而威胁祖国安全的时刻，为保家卫国，方师夫妇坚决支持并亲自把在中学读书的大儿子送去参军。方师在处朋友时也讲究正气，如在l952年的“三反”中，同济大学派人到地理所调查校长夏坚白的经济问题。由于方对夏知之甚深，于是仗义执言，并以人格担保。后来组织上终于确认：所谓经济问题乃是某贪污者想为己“立功”的一派胡言。

方师出于他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曾多次个人或联名大胆地向中央直抒己见，如建议成立国家测绘局，兴建中科院测地所等。在1956年的科学规划会议上，他为大地测量学要不要列入规划而据理力争，受挫折后闹着情绪，想中途退会，哪知闭会前，周恩来在酒会上亲切地对他说：“听说你要离开北京，别走吧，问题就要解决了。你记住，只要是国家需要的，虽经挫折，到时也会搞成。”总理这一席话使他温暖全身，终生受到鼓舞。

“文革”中测绘机构和科研院所被迫撤消，他不断向高教部、中科院乃至中央反映情况，后来逐步得到恢复，其中测地所就在小平志的关注下也恢复了。

第三、遇困难要有勇气。为纠正旧图中位置、地名的谬误，方师在兵荒马乱之时，不顾生命危险，带领随从背着仪器在荒野中悬崖处测量，有一次在工作中路过某地，他们竟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经过多次交涉后才得以放行。在长期工作中，他既尊重权威而又不迷信权威，1958年他创造的方格模板就是其中的一例。

在学习上，方师经常鼓励我和其他年轻人要知难而进，不要怕自己笨，只怕不用笨的办法来读书，那就是人家读一遍我读它数遍乃至十遍，长期勤奋苦读必有所获，所以我常用“勤能补拙”来激励自己。他就是在国内没有现成教课书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掌握了地图投影、地球重力场、地球潮汐和自由振荡等理论。他歉虚近人，没有架子，在庆祝他80寿辰的学术会上，他说过：大家对我估计过高，确不敢当，实际上我乃是个不太争气的人。当时就有人认为：一个大专家和院士如此谦虚，真了不起！他常告诫大家：做人首先要站稳脚跟，绝不能随波逐流。他常说：“我在旧社会遇到的如赌、吃、嫖、摇、名、利等的诱惑很多，但都站得很稳，当然这并不表明我就很进步，我想这只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谈不上什么多大进步，若按进步要求，那为何我没有像几个亲戚那样跑到延安或解放区？方师常说：“明人不做暗事”故能向领导公开提出意见；他也能作自我批评，如1962年初，他的一名高材生毕业时已达高水平，不久适逢所里职称评定，有几位已提出该同志可评为副研，而当时方师却怕他因锋芒初露而骄傲不前，哪知这事拖到1978年才得解决，方师则内疚地说：“此事是我把他耽误了！”

二、应用和创新是他对科研工作的根本的追求

方师数十年如一日始终随时把握住国家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动态，开拓新领域，提出新课题，为满足国家的需要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拼搏。

第一、亲手编制中国第一幅新地图。方师认为，一幅幅好的地图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交通、水利得工程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非常重要，对于编图很感兴趣。说到地图，它在我国的产生源远流长，1718年由传教士完成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该图却长年锁在宫中。而由中国人按照近代科学原理来绘制地图甚晚。直到上世纪30年代，国内还没有近代的地图，出版的几种地图都是根据日本等国侵华时绘制的仿制拼凑而成，谈不上准确性和科学性。为此方师首先把地图投影理论运用于地图编制工作，同时把美国的先进绘图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在我国地图编制中，正式采用了严格的科学投影方法。经野外修正后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终于正式出版，新地图的问世，名噪一时。英国权威《地理杂志》赞扬这是“中国做了件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工作。”初以1：200万比例尺分幅刊印，后改为1：300万的分省图，以适合教学使用。该图集的挂图，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河北平山博物馆内还存一份）。

第二、堪称第一的方格模板。 地球形状与重力场的研究是大地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的重要领域，它通过地面观测的重力异常值（物理量）和大地水准面起伏（几何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把重力测量的手段运用到以研究大地水准面形状和确定地面点坐标为主要内容的大地测量学中去。方师在德国耶拿地震研究所进修期间，恰逢国际上刚刚注意这一问题并作初步实践，他十分敏锐地注意这一极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和前沿领域。为此他专程去维也纳访问，向权威霍夫纳( F.Hopfner)教授(维也纳天文台台长)请教，并刻苦钻研著名大地测量学家F．R．黑尔默特(Helmert)的著作。回国之后，他便在我国率先开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天文重力水准是根据国家天文大地网平差的需要而施测的，它也是确定地球椭球高程（第三维坐标）的一项重要措施。方师在先进的莫洛金斯基理论基础上于1957-1958年间主持全国天文重力水准网的布设工作，提出了高精度与低精度相结合的布点方案。尤为突出的是，他于1958年提出并于次年发表以平均重力异常为基础的方格模板计算方法，它与当时国际权威的方法相比，具有使用方便、精度高的优点。当论文在《中国科学》的俄文版发表后，很快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先后被编入苏联、东欧及我国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方师的方格模板法。此前，方俊为建立我国高精度的重力基准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率先开展中国空间引力场的研究。 由于卫星和其他近地空间飞行器的运动都受到地球引力场的作用，而地球引力场的不规则性，使卫星的轨道产生了摄动。因此，研究地球引力场的对空间科学十分重要，并受到钱学森教授的重视。文革中方师身处逆境，还指导了一些工作，并为观测我国人造卫星的跟踪站提供了初步的地面坐标参数，完成了我国参考坐标系与地心系统转换问题的研究，他所估算的我国地心坐标转换参数，取得很好的效果并满足了急需。

此外方师在我国首先开拓固体潮的研究，为我国该领域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做出基础性的贡献。他的专著《固体潮》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这门学科的著作，于1984出版。钱学森在北京看到《固体潮》一书时，感慨地立即买下，爱不释手。他写信给在武汉的方俊：“你八十岁了，还能写出这部专著，令我佩服！

他还开拓了我国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为后人研究地球内部结构提供了另一种重要途径，他认为在计算中先应用环型振荡数据在地幔中的两个参数，其次应球型振荡数据作全球的反演。由此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结束思考和回答《方俊老师给我们留下什么宝贵财富问题》之后，我认为方师的宝贵财富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爱国奉献的精神和追求创新的精神。我想这正体现着党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所要弘扬的那两种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方俊老师生前，我一直以他为榜样，不断地向他学习，如今我仍和大家一样，衷心希望让这两种精神能在中科院测地所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