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美国的科学院或法国的科学院都没有中国科学院的各分院及其众多的研究所，而中国科学院这些院所又聚集了我国大量的科研尖兵。在我的心目中，中国科学院应该是不断生产知识、贡献科学理论的圣地；应该是为民族发展、人类进步贡献人类智慧的地方；应该源源不断孕育巨大创造潜能的地方。科研人员的巨大成就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各地的学科教学都会涉及我们的成果，从事相关学科的研究往往要以我们的成果为基石，重要的是，在未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上，会一再提到中国科学院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所作做出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要实现这一美好而有些遥远的理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健全科学家管理机制。

二、要坚持他律（相应制度的管束）与科研人员的自律相结合。科学研究尽管是高度自主的创造性劳动，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来孕育富有创意的成果，但是，在我们这个佛道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度里，缺乏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以鼓励孜孜不倦的探求和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人情文化根深蒂固的环境里，没有科学制度的严格执行，要想做到人尽其才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说，中国科学院必须改进评估考核制度，使之更加符合科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要想严格而宽松的考核评估制度产生应有的甚至高效的效果，就要在实际过程中执行到位。为了执行过程的公正，我们还要强化监督，只有这样，才能让“能者上、庸者下”，彰显一种“爱人才、给舞台”的正气，来改变当前这种积习已久的“混”字当头、得过且过、追求安逸的慵懒风气。

三、制度是死的，而执行者是活的，所以中国科学院要营造一种远离尘俗的良好风气，科研人员敬业的风气。有人说，我们虽然天赋极高，但也是普通人性上的人，整个社会的浮躁让人们躁动难安，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如同正义和邪恶虽然水冰火不容但却时常相伴随行一样，在整个社会被急功近利的浮躁所充斥的环境中，中国科学院也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为科研人员营建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就如我们所熟悉的西南联大一些优秀科学家和学者，当年纷飞的战火并没有让他们荒废自己的专业研究，就如我国也有少数的科研院所在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形下也取得了不凡的成果一样。再如爱因斯坦，他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并不怎么理想，且不说他受纳粹迫害，被逼背井离乡，就是在美国的二十多年，他也不是诸事顺遂。翻开《爱因斯坦文集》，你仿佛可以时时听到他的愤懑的声音，有时简直是愤怒。但是，他一方面大声疾呼，批评、抗争，另一方面仍倾心于做学问，享受其中的乐趣” 。

四、改革职称（包括院士）评审机制。起点可以低些，如博士毕业生或博士后讲师或助理教授起评。在相应级别工作七八年甚至十年才有可能晋升高一级的职称。这样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为职称而研究，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自主研究；二是尽可能让大多数优秀人才在五十岁前不能职称登顶，这样不仅可以让他们的大好年华都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二三十年的工作状态会让他们形成一种难以停歇的习惯，从而有可能在职称登顶之后出于惯性仍然有可能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科学研究。

要严格评审，坚持做到宁缺毋滥。继续坚持结果公示，一般职称公示时间可以延长到两个星期。

五、中国科学院营造一种营建卓越的文化氛围。

如前面所说，在我看来，没有“高精尖”，就没有中科院。有了高精尖的定位，就要营建追求卓越的文化氛围。原创性，应该是科学存在的理由，更是科学的构成要素。没有卓越就难有原创。所以，要捍卫科学的原创性和纯粹性，就要有追求卓越的浓郁氛围：学术追求卓越，管理追求卓越，一切工作都要高品质地追求卓越。学术追求卓越体现在每个人都关注新思想，既要追求自己的新思想，也要吸收别人的新思想。李政道说，在科学研究上“随便做什么事情,，都要跳到最前线去作战,，问题不是怎么赶上,，而是怎么超过。要看准人家站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不能老是跟,，否则就永远跑不到前面去。”。卓越文化的营建不是停留于口头上，或工作的表面上，而是渗透到科研人员的骨髓里，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中。

卓越不等同于机巧，相反有可能显得很笨拙。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被称为登山“皇帝”的梅斯纳尔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壮举。他登临了所有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唯一一个真正单人、不携带氧气设备，在季风后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瑞士医生奥斯瓦尔多•奥尔兹通过测试认为：“与一般登山者相比较，梅斯纳尔的生理机能并没有任何超常之处。” 梅斯纳尔自己揭开了谜底：梅斯纳尔他的秘密就是，：从低处开始。一般的登山运动者，目标选定之后，为了保存体力，都会选择乘直升飞机抵达山前的最后一个小镇，这种看似直达目的的方式，忽略了身体机能与环境磨合的契机。与此相反，梅斯纳尔坚持徒步到大本营，从低处就开始调节身体，调节呼吸的节奏来应对空气密度的改变。选择低处作为出发点，正是梅斯纳尔独特的经验和智慧。

1950年，美国数学学会要求当时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韦尔（Hermann Weyl，1885～1955）总结一下过去五十年数学的进展，韦尔写道，要不是因为“巴黎问题”所用术语太过专业，则只需直接将已经解决和部分解决的希尔伯特问题开列下来就已经可以完成任务了。“（希尔伯特问题）就是数学家们经常用来衡量自己进展的进度表。”

希尔伯特之所以后来在许多领域里取得了重大成果，与他做学问的方法密切相关。一般人开始研究一个新课题时，通常是以前人的结果为起点接着往前走。希尔伯特却不是这样，他总是要从问题的起源开始，将它的来龙去脉彻底梳理一遍。这往往能让他站在新的制高点上，从与前人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问题，发现意想不到的新方法来攻克难题。

最后，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里的诗句送给中国科学院：“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