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在尖端科技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尤其是科学家们自主创新能力还亟待进一步提高。在网络上我还看到一些网友把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归结为奉行“山寨”思想，实行“拿来主义”，总是在模仿，从未超越过。当然这样的言论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领域急功近利的思想、浮漂浮躁的学术风气。当代的不少专家教授不但缺少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时期科学家的执着、严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还经常发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砖家叫兽、知识混子”。尤其令人深恶痛绝的学术造假还常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法庭上，科学技术领域原是一方净土，不知何时与假、大、空结缘，所谓科学家的良知可以论斤卖买，以权谋取科研经费让别人去研究，自己坐享其成、名利双收的学霸们不在少数。诸如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因学术造假而被撤销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进等人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这样的学术造假行为不胜枚举。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正在与这些“砖家叫兽、知识混子”渐行渐远。让我们骇然的，不仅是学术造假，还有我国某个甚至某些部属重点大学对学术造假的默认、纵容和包庇，以及潜藏在学术造假背后的利益链，而后者更可怕。面对泛滥的学术造假现象，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2008年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发出警告：“院士群体科学道德面临挑战，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如果这种学术风气依然大行其道的，如果我们国家不能下决心、动真格煞住这种风气，中国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前途不但令人担忧，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甚至还会在激烈的竞争不升反降。

作为与“科教兴国”密切相关的教育也不容盲目乐观。钱学森老先生生前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这样的批评：“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总理坦诚建言。只要稍稍留心世界大学排名的人都知道，世界最具影响力大学前50名中，竟然没有一所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大陆的大学，而日本有三所，连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也各有一所，这与我们泱泱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出现缺失，而没有了人才，还谈何拔尖人才和独占鳌头的科学技术呢？事实也雄辩地证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诺贝尔理工类奖项获得者来自中国大陆。偏见也罢，偏执也好，关键是我们的确没有拿出能让世界科学界折服、让那帮评委们缄口不言的科技成果。

“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科学家”这个提法深得人心，它强调了科学院是国家的科学院，科学家是人民的科学家。国家科学院理应担负起国家兴旺崛起的责任，人民的科学家理应承担起为人民发展科学技术的职责。否则，就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在加快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壮大综合国力等有形的“硬实力”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的发展。其中，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科技“软实力”的培强壮大是整个“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众所周知，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谁的科技创新能力一流，谁的科技“软实力”一流，谁的科学技术水平一流，谁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总量就能傲视全球，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想在未来世界的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增强我们的科技硬实力和科技软实力，对此，我们的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应以时不我待的强烈危机意识，真正担负起“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为中华民族崛起不遗余力。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如先贤郭沫若老先生所言，“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发展中国科学技术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