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办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时，有一天人事部门要找我去参加外文局召开的有关翻译的会。我看到会上出席的人有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周钰良等教授都在谈文学著作的翻译，我当即向主持会的姜椿芳教授（1953年负责“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的公认权威），多次书面并口头建议重视科技翻译工作，因而导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并特请当时最年轻的副院长胡启恒任会长。

二、参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政道教授选派留美研究生项目，先后共选派915名优秀学生

早在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时，李政道和夫人秦慧君(注：替代字，原字为君上面加一竹字头)回国访问，看到国内科学、教育的情况，非常忧虑，向见到的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培养年轻人的意见。“四人帮”垮台后，振兴教育提上日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邀请李政道利用暑假期间来国内讲学，他当时开了两门课：“场论与粒子物理”，“统计物理”。地点在友谊宾馆的大礼堂。听课的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的助教、讲师和学生。他由浅入深，系统地介绍了当代物理的发展前沿，他并借此机会了解到一些国内的教育和科研情况。因而向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教授提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即CUSPEA项目）1979年，他先后两次从学生中挑选了13人，1980年开始由全国招考共进行了8年，每年报名的人都有一千多，但先后选送美国各大专院校的仅有915人。

在“CUSPEA的十年”这本书里，负责各考场的教授和阅卷的各校和各研究所的教授们总结工作时都感到美国不同院校物理系的测试题各有特点。既重视考生的基本功，又重视考生的创新理念。笔试后还有口试，一般是由拟定笔试题目的教授或陪同前来的夫人执行。口试不问与专业领域有关的问题，而是考生读过哪些与物理有关的著名期刊，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要报考美国的某某大学，对这所大学都了解些什么，简言之，提问者注重考生的知识面是否广博。

我当时负责英语试题（那时TOFEL,GRE尚未引进）。但我知道，考取的学生要到美国去学习，因此试题中特别重视听力。

最后审定选派的名单的单位是CUSPEA委员会，我也是成员之一。

三、首创“自费留学”

在CUSPEA项目执行之前，我国教育部因看到国内教育界急需培养科技人才，公布了要全国选派500名优秀生公费出国深造，可是500名额能分给全国大专院校的能有几名？我们外语教研室的一位外教Mary Van de Water向我建议，她认为我们的学生专业基础很好，完全可以开创“自费留学”的途径，我认为有道理，就请她在友谊宾馆的电脑上，下载了申请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文件，复印了几百份，那时我还怕违背教育部的规定，请示了一位负责学院后勤工作的副院长--彭平。他听了我的理由后，也认为对学生有益，不妨一试，并说，如果有的学生付不出旅费，我们可以设法借给他们，他们将来会还的。

那个寒假，Mary Van de Water 带了200多封学生的入学申请书到香港邮局发出，因为怕国内邮局阻挠，那200多封申请书都先后被美国学校接收了，这消息传出去后，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也都如法仿制。教育部知道这事后，也承认这是一条培养人才的捷径。

四、革新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

我负责研究生院外语教学期间，英语教学每周16学时，听、说、读、写各四学时，听说由外籍教师任教，读写是本国老师负责。在执行CUSPEA项目时，我学到一项有用的教学环节，就是‘口试’。因而在研究生院每到英语学习结业时，增加了口试。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他的专业内容，能解决什么科学和社会问题。我邀请了考生的同班同学，当时没课的外籍老师和本国老师都来听讲并提问。同时，我也书面邀请了考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可就与考生有关的专业问题提问。我常对学生们说，进行这样的口试，等于你们为出席国际会议做准备，是很好的预习。

对地方口音太重的学生，我要他们听录制好的‘美国之音’磁带，并在我空闲时听他们一遍遍地预演，记得有一次，周培源来听他的学生口试，他说：“这个学生是宁波人，我和他讨论问题时，常常听不懂，今天他讲英语，我听懂了！”

五、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为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离退休同志举办各类讲座

我1987年离休后，与几位有共同志趣的同志组织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自1998年起至2011年6月（每年1,2月及7,8月除外），先后在中科大厦礼堂和力学所主楼礼堂举办各类讲座及座谈会，涉及健康、科普、文学、时事、法律、心理、文化、学术研讨、社会问题等等，不下600余次。讲座和主讲人可以畅所欲言，听众可以提问、讨论，不同专业的老同志（不少年轻人对感兴趣的讲题也来参加）在这种场合，扩大了知识面，又机会发言，又结识了新朋友，由于我个人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在2011年6月10日的会后，忍痛宣布终止了举办讲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