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建

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但晚一个月。新中国刚成立，全国有千百件大事要办，科学院的成立就是其中之一。足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

1948年，因在北平学运中比较暴露，组织上安排我转移到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后，我穿着军装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在北平军管会文委高教处任副处长（处长张宗麟），参与接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

1949年底，组织上调我到科学院，从此加入建设中国科学院的行列。恽子强、丁瓒是建院初期的党组正副书记，我和汪志华是院机关党支部正副书记，那时全院只有八个党员（即恽子强、丁瓒、吴征镒、汪志华、黄宗甄、赵奎龙、艾提，还有一位秘密党员）。从此我与科学院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由于我对生物学及旧中国的生物学科研院所情况比较熟悉，在竺可桢副院长直接领导下，先从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调整、合并起步，开启生物学口各所组织建设的序幕。

那时，院党组研究讨论的事，都向有关副院长沟通，再向郭院长报告，由主管副院长执行和组织实施。我接触的事大都与竺可桢副院长有直接关系。例如竺老委派我和王家楫、张玺到青岛拜会是时在山东大学任副校长兼动物系主任的童第周先生和任植物系主任的曾呈奎先生，商谈组建海洋生物和水生生物研究机构事宜，终于达成童、曾二位调到科学院工作和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及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建立，奠下了日后科学院海洋和水生生物研究的基础，童、曾二位成为我国生物学的科学大家。

后，遵照周恩来总理和李四光副院长的指示，借赴印度参加“南亚栽培植物起源学术讨论会”之机，诚邀是在印度工作的殷宏章、徐仁如期归国加入中国科学院的行列，殷、徐二位分别是植物生理生态和古植物、古孢粉的院士。

建院初期面临整合、调整和合拼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研究所，更为要紧的是要尽可能调动旧两院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我以晚辈的热情、诚心和执着，深入细致游说于两院的生物科学家之间，以溶解其“门户之见”，将他们的积极性导入建设新中国科学院的实际行动中。

竺老高瞻远瞩，及早提出进行全国大区综合考察，以摸清国家资源的本底。先是随竺老赴东北调查日伪遗下科研机构和考察东北自然资源状况。随后是更随竺老赴华南考察热带生物资源，终就在华南、云南发展橡胶提出科学院的建议和意见，也算是对国家急需紧迫的大事作出了科学院应有的贡献。

二、发展

“文革”后迎来“科学的春天”，让大家欣喜万分，焕发出无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科学院也赢得发展的新机。

到科学院有了“科学春天”的时候，我已年至花甲了。我抓紧机会两次赴西藏高原考察，六十岁生日在林芝渡过。

在我们国家步入科技创新时代之时，要利用好这来之不易的时光，在与我有不解之缘的植物学研究中有所作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我已古稀开外奔“80”了，抓住机会对国内外植物区系进行考察。

我再进东北、内蒙，上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千山，对我国北方的温带针叶林、落叶林和草原植被作了进一步考察，加深了对我国北方植物区系的感性认识。接着是二次入疆，一次从西宁越祁连山，6月中进山遇漫天大雪，穿河西走廊入新疆，实睹戈壁荒漠及其中天山、阿尔泰的旱生草甸、草原植被，以及特有的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还到新源的野果子沟看原生的苹果属Malus自然林；二次是直访天山阿尔泰，直观云杉植被和其他林带分布。

稍后又对华中的梵净山、张家界、天平山、神农架，华西的灌县卧龙、九寨沟、黄龙寺等地，乃至东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岛湖等，直至宝岛台湾，从台北、台中到台南直至最南端海岸（1998），从而结束了国内的植物考察工作。

此间再入粤海总结热带人工群落的工作，这样使我对我国的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特别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植物区系分布的替代性和过渡性有了更为直接的感性认识。加上七十年代两次进藏的考察和对中南半岛诸国（越、柬、菲律宾和泰国）考察，使我对青藏高原的各种垂直植被带分布以及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联系与区别，还有对中国南部热带季雨林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的联系和分异等问题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

对国外的考察，从“小球推动大球”美国代表团访华开始，1979-1996年间，我有机会到除了非洲大陆的各大洲诸国都做了不只一次的考察，访问或交流讲学。我访问美国，东起纽约，西达夏威夷，在哈佛大学标本馆和密苏里植物园都非一次。四访英伦，两进法国、德国、瑞典，查阅了欧洲各大著名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包括重访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并对欧亚大陆上的水青冈属Fagus和栎属Quercus落叶阔叶林群区获得较深的印象。五到日本，遍历诸岛，进行了野外考察，使我对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分异和联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对北美洲的考察，北起加拿大，从西至东曾到美国的佛罗里达作了考察，使我阅历大增，对中国－北美的区系分异与联系以及植物的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深有感悟。

在南美洲，从北到南经委内瑞拉、巴西，达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对三国在南半球的植被分布和区系组成有了基本的感受，同时还亲赌了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丰富和壮观，只是无机会直达南美大陆的最南端，稍有遗憾，但已在阿根廷登上安底斯山尾端。

在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交流中，特别是召开的第十三次（澳大利亚悉尼）、十四次（西德柏林）、十五次（日本横滨）世界植物学大会，扩充了我的学识眼界，得益非浅，也让各国科学家对我国植物学研究有所了解。特别是澳洲之行，北达布列斯班Brisbane，使我既见到了澳洲本土区系的特殊性，也见到了亚澳之间的联系，尽管分居南北半球。

最后十年中，我才折节读书，并随读随写，系统读，系统写，基本完成了四本以我为主的专著。从对国内外的实际考察而有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又上升理性探索与思考，在各方面积累的基础上，使我对中国的植物区系的分布特点、起源、演化以及在世界植物区系大背景下的地位和意义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在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中，我主要通过多年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学知识的积累，深入认识到时至今日，首先应掌握这样一个真理：生物的系统发育深受地球发生、发展的制约，地球演化的规律又深受天体演化规律的制约。认识到生命系统从一开始就形成绿色植物、动物和广义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其中绿色植物一直占据第一生产者的地位发展至今。它们的演化并非单系、单期、单域方式发生和沿着上升而逐渐扩大的螺旋曲线演化，而是从一开始就多系、多期、多域地发生，并有节律地历经多次渐变和突变矛盾的解决，在地球的历次大事件、大变动中通过多次大爆发，愈喷发而愈大愈复杂的爆发式前进。进化的动力是地球上各类生物自身运动（遗传与环境是主要矛盾），由持续的矛盾的解决而不断爆发式上升，因而创立了三维节律演化和被子植物种类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理论。在世界植物区系的的大背景上，具体分析了我国350多科，3100多属，3万多种种子植物（有花植物），发展了系统演化发育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和区系发生、发展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逐科属（有些到种）分析，从而确认被子植物起源于两亿年以前（侏罗纪），太平洋作为泛古大洋从当时泛古大陆中在北半球东北部的一个海沟，经过海底扩张而蜕变为现今的太平洋，其后才有古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出现，最后才是大西洋的完全形成和现今地中海的形成。这一理论有其地质、地史根据，而且是和绿色高等植物，以及与其协同进化的昆虫、鸟兽的生物地理分布规律相符的。澳大利亚、印度板块和非洲大陆各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中徘徊，分别形成的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之间的最近两次分合，而形成与被子植物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次泛古大陆。海陆的不同组合和以后在旧世界兴起的基本东西向的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和新世界的基本南北向的落基山、安第斯山造山运动，都分别影响了白垩－老第三纪以来第二次大爆发后高等植物各类群的分布及分布区的形成。我在世界植物科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背景上所掌握的中国植物种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构成了我对高等植物系统发育、世界科属区系的发生，和近代西方有关学者所拟的图景有了许多基本不同，更加明确了上述演化方式和种属、区系的发生发展方式，初步创立了有关这些方面的东方人的认识系统。

在植物地理学方面自觉运用唯物辩证分析的结果，使我发展了对许多对立统一范畴的具体认识，如连续分布和间断分布、新特有和古特有、洲际间断分布和洲际、洲内的对应科属种、区系发生、分布、发展等方面的都有新的开拓和前进，使我能够探索到种属和区系地理学能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有可能进一步了解种的具体演化过程，或者能使宏观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微观的基因形成及基因表达相结合方面有所启发和贡献，并使人类可能进一步控制绿色高等植物，使其在适应自然、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中能进一步解放其第一生产力，而使人类生产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人类生存环境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在世界植物园协会（1993）上以及大阪五人（中、英、美、日首席学者）座谈会上一再提出的“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其间我反复强调并提出：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即人既可以成为最高级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从而提出：人类利用植物资源的历史发展过程问题，以及近代农业不但要有微观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遗传特性的一面，还要有在热带至温带以多层多种经营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认识到这些统一对立观点，是我在保护生物学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工作中的根本思路和发展过程，也是我获得国际大奖“COSMOS”奖的主要依据。到现在，我还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即自然保护事业与当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密切结合，否则很难达到“有效”，因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对山林和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继续破坏，甚至掠夺。从这一当代严重任务才引发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和建议（1999）。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到设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实施，或许是解决“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的必要措施。

几十年来，我有机缘培养了不少获得优秀成绩的研究生。近年来我与诸弟子协作，完成了《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1998）、《被子植物的一个“多系－多期－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2002）、《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2003）、《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2003）、《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和《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2006）、《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2010）等新论著，这可代表我们集体的自主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探索吧！这只有在后人具体实践和认识中评议，才可以否定或充分肯定吧？我愿作引玉之抛砖。

我能在“科学春天”里，做一些有效研究，原因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国家的新生，带来科学的大发展。

三、祝福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临莅昆明植物研究所视察，我荣幸受到胡总书记的接见，总书记亲切关怀我的科研工作，赞许我在云南边疆工作半个世纪，让我感到鼓舞，也是鞭策。

2008年1月，我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胡总书记给我颁奖，殊荣之下，我想只要有生命，还要为党、为国家尽心尽力。

近年来，我在总结自己毕生的科研活动中深思过生命的起源，生物的进化和生态系统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深感生物必然从充满各种元素、无机物和简单有机物的大洋中从无机物产生有机物之初，其中作为生命物质基础的蛋白质和核酸固然重要，但作为生命活力和动力的来源，在新陈代谢中起重要作用，而以无机元素为核心的各种螯合物色素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作用机制是必要弄清楚的。这些如绿色植物的叶绿素是以镁为核心的有机螯合物，作为无脊椎动物的血液中色素是以铜为核心的螯合物，而热血高等动物的血红素却是以铁为核心的，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他们的结构和功能上的异同（如对物质转化、聚积、能源的储存和释放等等），如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其作用应是很大的吧！我以此意想曾在有关学术会议上两次提出，颇得与会有关植物学家和化学家的赞许。

我希望整合科学院的科研资源，特别是有深厚基础和力量雄厚的研究所和科学家（例如青岛海洋所、上海生理生态所等），与院外的高校合作（例如南开大学有机元素研究所等），能否考虑作为长期的基础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共同展开此项长期研究。

谨以此意作“野人芹献”，也以此作为一瓣心香，在庆祝党的九十华诞时，祝福科学院在科研上更创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