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6年带全家回国，住在前门外的永安饭店。叶先生来探望归国留学生，主要是陈家镛和我，我们两人都学化工。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偶然混些中国字，也是福建音很重。他谈吐与众不同，虽讲工程技术，但出发点是我国的资源、经济战略；可是也能开门见山，说得很具体。他说，大冶铁矿含铜，直接用于炼铁，既影响铁的质量又浪费了资源。他提出，在进高炉前，先进行硫酸化焙烧，将矿中的铜转化成硫酸铜，然后浸取脱铜。他问，能不能采用流态化焙烧。显然这是没有前人做过的事。他的态度乐观，并关心回国人员和家人的生活。于是我在完成近一个月的业务参观后，决定在叶先生创办的化工冶金所工作。

上世纪50年代，化工冶金所的高研只有五人，我们都在化学所的五楼上班，叶先生经常借星期六学习的机会与我们聊天。他自学化工，经常趴在办公桌上不是写就是拉计算尺计算，包括周末，甚至有时到天黑。这种敬业精神颇有感染力。虽然水平不一定如今天，计算尺的产出也有限，但当时研究人员大多对工作倾注全力，目标单纯。特别当时工作条件较差，开发工作也比较辛苦。叶先生始终认为，科学院该抓对于国家有重大意义、具有决策作用的工作。他认为，当时全国普遍采用的平炉炼钢是不经济的，该代之以氧气转炉；他认为，高炉必须采用高压操作，强化生产；他认为包头矿不该作为炼铁的原料，而当以稀土为主，如果冶炼稀土在技术上跟不上，也当暂时封存。在他的建议下，石景山钢铁公司从其焦炉煤气中提取氢气制合成氨，成立钢铁化肥联合企业。

叶先生大我18岁，我回国时他只有54岁，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只有十年。文化大革命来后，我们都终止了我们的业务活动和相互交流，最后他离开了我们，当时他只有69岁。据我所知，在他活动受到限制的最后岁月中，他还是孜孜不倦地考虑重大问题——超高温工艺，准备向中央建议。

叶先生的敬业精神和爱国热忱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的创新思想将永远鼓励我们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