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说：“光重要。”

汪德昭说：“声重要。‘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可见声重要。”

王大珩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见光重要。”

“声波可以在深海中传播，光就无能为力了。” 汪德昭说。

“光可以在宇宙空间传播，声就无能为力了。” 王大珩说。

他们当然都知道光重要，声也重要。这场争论不过是两位老友的一场玩笑，但也折射出他们热爱自己专业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幽默感。

和儿子相反，王大珩的父亲王应伟却不大爱说笑。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天文、气象、地球物理学家，曾为王大珩取过一个小名“膺东”——义愤填膺征讨东洋！在严父的督促和教诲下，王大珩在中学时就学完了“微积分”。1932年，王大珩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时，他已经可以给同学们当数学“小先生”了。1938年，王大珩考上了庚款赴英留学的名额。在异国它乡，他仍然牵挂着祖国的抗战。那时，由于在军事上的用途，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严格保密。为了让中国能造光学玻璃，王大珩于1941年转到设有玻璃制造专业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学习光学玻璃制造并攻读博士。

1942年，就在他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著名的光学玻璃企业昌司公司在招技术人才。是继续作论文，拿博士学位；还是放弃博士学位，进昌司公司？王大珩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远涉重洋留学，拿博士学位当然很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能进昌司公司，就可以掌握光学玻璃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这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将来要为中国造光学玻璃，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最后，他毅然放弃了正在准备的博士论文，选择了到昌司公司工作。王大珩一生中有过许多次重要抉择，每一次他都是以祖国的利益为重。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取得了许多成果，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对设计显微镜等光学产品有重要作用。他是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两位科学家之一，握有这方面的专利，他的发明还得过奖，昌司公司很器重他。他完全可以留在英国，但是，他的心一直在中国，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振兴中国的光学事业。1948年，他回到了祖国。可是他发现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腐败透顶，根本不是他施展报国之志的地方。为了实现他的光学玻璃梦，他也曾四处奔走，先到上海，又到秦皇岛，再回上海，却美梦难圆。

就在王大珩努力无果时，人们突然听说，王大珩要回英国了。这是真的吗？有人来询问王大珩，王大珩拿出了一封电报，那是昌司公司老板打来的。原来，老板得知王大珩遇到了困难，特邀他重返昌司公司，并且许以高薪。王大珩将从香港转赴英国。

王大珩启程的那天，送别的人们既有真诚的祝愿，也有依依惜别之情。

“到了英国，可以大展鸿图了，好啊，好啊！”

“莫要忘了我们这些在国内苦苦奋斗的老朋友啊。”

赴香港的船渐渐远去了，朋友们有些心酸了。在英国，他有称心的工作，丰厚的收入。公司是世界知名的大企业，老板又有伯乐之才，对他很赏识。有这样优越的条件，王大珩还会回来吗？

谁都没有料到，王大珩根本就没有去英国。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他使了一个“金蝉脱壳”计。他婉谢了昌司公司的美意，在香港搭上一条早已经安排好的苏联轮船，冒着危险，绕道朝鲜，来到刚刚解放的大连，参与筹建了大连工学院，担任了第一任物理系主任。原来，王大珩在上海时，就已经和中共取得了联系，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祖国。

1952年，在老同学钱三强推荐下，王大珩担任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他拿到的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约合140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在当时不算少，但是要建一个研究所可就不够了。为了省钱，他把馆址选在了工业基础好，但生活条件差的长春。为了省钱，他躲开繁华地段，选择了一个工业区，那里有一个现成的大烟囱，少建一个烟囱也可省下一笔钱啊。还是为了省钱，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造仪器、修道路、盖房屋……

为祖国造光学玻璃，是王大珩多年的梦想。现在，他有了圆梦的机会。王大珩把在英国学到的光学玻璃制造技术和和积累了十几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这是王大珩牺牲了博士学位和许多个人利益才得到的。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终于在1952年除夕试制成功。可是当光学玻璃研究室主任龚祖同送来成果申报书，请王大珩签字时，他却淡淡一笑，把申报书连同到手的荣誉一起轻轻地推开了。

20世纪60年代初，“两弹一星”需要一批光学观测设备，这些设备大都很复杂。最重要的是一台大型光电跟踪设备，当时只有美国能生产。王大珩勇敢地挑起了重担。

在动员大会上，王大珩说：“有人问我，应当优先发展民品，还是优先发展军品。我说都要发展，但首先要发展军品。因为没有国防就无从谈发展。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怎么发展？日本鬼子打进来的时候，怎么发展？其次，民品花钱就可以买来，军品就很难买，甚至根本就买不来。”

不用王大珩再说下去了，台下已经群情激昂，摩拳擦掌……

从此，王大珩率领全所人员开始了刻苦攻关。在实验室、车间，试验基地，到处都能见到他那虽然不高，却从不显疲倦的身影。那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只有定量供应的高粱米，有人还得了浮肿病。然而，长春光机所（原仪器馆）的人们从不叫苦。那些时候，王大珩的嗓子经常是哑的，眼睛经常是红的，有时候还会发脾气摔杯子。难怪他，这担子太重了，任务太难了，时间又太紧了。前前后后一共五年，他们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这台光电跟踪仪成功地跟踪了我国的第一枚中程导弹，当捷报传来时，光机所的人有欢笑也有眼泪，但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原子弹爆炸时，会产生强烈的闪光，参加过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美国科学家形容说，它比一千个太阳都亮。但这只是一种形容和描述。它到底有多亮，是需要科学测定的。研制能测定原子弹火球亮度的仪器十分不易，王大珩也把它研究成功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光学测试也完全成功。在欢乐的庆祝会上，他却感叹道：“要是晚半年就好了。”

别人不大理解他这没头没尾的话。其实，他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曾经一再对他说：“你赶上好时候了，好时候都让你赶上了。”可惜，父亲在半年前去世了，如果他晚半年去世多好！可以告慰父亲的是，现在这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释放的是原子裂变的能量，更是中国人民的能量，中国科学家的能量，而这当中就有父亲寄以厚望的“膺东”的热和光。

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光电跟踪设备又被装在“远望”号测量船上，执行测量跟踪任务。在船上安装它，比在陆地上要难得多。不要说狂风巨浪，即使是船在微波中的晃动，也会跟踪仪的稳定。还有，船上的烟囱排出的烟、甚至甲板上的反光都会干扰跟踪仪。

这些难题都被王大珩带领科技人员一一解决了。远望号测量船不仅圆满完成了远程运载火箭的跟踪测量任务，以后还为多颗人造卫星和神舟号飞船的成功提供了坚强保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要安装拍摄地面图像的照相机。它要有极高的分辨率，高度的可靠性，造这种“神眼”就够难了，可王大珩偏要再添上一个“天眼”——星空相机。原来，王大珩考虑到，卫星在天上拍照，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姿态，镜头要对准需要照的地方，这就需要拍摄星空的相机。研制这种相机，难度是很大的，况且上级又规定了严格的限期。王大珩力排众议，把星空相机列入了研制项目中。“神眼”有了“天眼”的配合大显身手！从前，外国的侦察卫星可以肆无忌惮地窥伺我国。现在，我们也可以饱览一番它们的“西洋景”了。王大珩被公认为中国国防光学事业的奠基人。

199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为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王大珩是获奖者之一。

王大珩关心的不只是国防项目。国旗是庄严的，如果没有统一色度标准，各厂家都随意去作，结果虽然都是红色，却深浅不一、千差万别，就有损于国旗的尊严。电视机的色度标准不一样，收看同一个节目时，不同的电视机的差别会很大。多年来，王大珩一直想建立我国的色度标准，1989年，我国成立了颜色标准委员会，由他任主任委员。经过４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并且为五星红旗制订了法定的颜色标准。因此，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五星红旗，都是一样的鲜红。

1960年，一个消息轰动了世界，美国人造出了红宝石激光器。可是仅仅过了一年，长春光机所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而且有独创性。此后，他们又对激光器进行了改进，世界吃惊了。

氢弹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制成的。最初，人类只能利用核裂变的能量实现核聚变。这样的核聚变费钱、不能控制，而且“肮脏”，只能制造脾气爆烈的氢弹。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新的实现核聚变的方法。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提出，使用强激光有可能实现核聚变。这个独创的想法得到了王大珩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刻苦攻关，中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1989年，这两位科学界的“王”，一同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报告，要求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外国科学家也承认，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1983年，美国公布了“星球大战计划”。表面上它是个防御系统，可是有了这样的盾，别国的剑将失去锐利，美国的矛将更富有攻击力。它一旦实施，会极大的推动美国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世界被震动了。中国怎么办？有人说，中国现在还穷，“高科技”太费钱，还是等以后腰包鼓了再玩吧。

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都曾经为“两弹一星”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即使富了，也只能供人宰割，根本谈不上发展。于是他们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跟踪高科技的发展。王大珩托人把这份建议和自己的一封信转给了邓小平同志。三天后，邓小平就作了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著名的“863高科技计划”。它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科技的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龙芯”、“曙光”超级计算机，“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等等，都是这个计划结出的丰硕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各国大型民用飞机的“秀场”，蓝天上没有一架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中国曾经在七十年代造出了“运十”大型客机，可是后来被封杀了。为此，多少把热情与智慧献给为中国第一架大飞机的工程技术人员寒了心，多少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中国第一架大飞机的工人落下了伤心的泪。后来，有人又把希望寄托于“合资”“引进”上，可是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愿意把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民航机，中国如果能造大飞机，不仅能节省一大笔钱，而且能带动冶金、机械、电子、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并且大大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如果仅仅满足于服装、鞋袜等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中国只能沦为世界的加工厂。2003年5月，王大珩提出建议，中国应当发展大飞机，因为这是综合国力的体现。王大珩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现在，“大飞机”项目已经启动，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大飞机展翅飞翔的日子也许不太远了。

王大珩的学生非常多。可以说，在中国，只要有光的地方就有王大珩的学生。而且，他的学生出类拔萃的不在少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蒋筑英了。他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德才兼备，受到过表彰。只可惜英年早逝，王大珩为此非常痛心。

当年中国只有一个长春光机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长春光机所又调出许多精兵强将，成立了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从一枝独秀，变成了五朵金花。这五个所各有专长，又互相配合，为中国的光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现在有浩浩荡荡的十多万人的光学队伍，这和王大珩的贡献分不开。

王大珩热爱祖国，他对儿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曾经写诗勉励在国外学习的子女，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异国风光好，莫忘爱国心

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华兴

他的儿女们是按照他的嘱咐做的，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也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