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联系的科学家还是不少的，电话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他们的名字。科学家们不仅是我们科技记者采写新闻的源泉，而且是我们做人的良师益友。我去过几位著名科学家的家中，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

记得在王大珩院士家，聆听老人家介绍863提案的经过，缅怀他的爱徒蒋筑英同志的事迹；

在于敏院士家，听他讲述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过程，以及有效对付航空母舰的武器；

在邹承鲁院士家，听他讲我国首次进行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以及对学术腐败的憎恨；

在赵忠贤院士办公室，听他讲我国领先世界的高温超导研究，以及对人才流失的担忧……

往事林林总总，宛若记忆珍珠。这些中国科学界的大家巨擘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无法磨灭的。

后来，我比较多地在编辑部值夜班，有时为了核对新闻事实深夜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总是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我还跟随何祚庥等一些著名科学家投入反对伪科学的斗争，在应对各种压力的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战斗情谊。

每年一次的中科院“科星奖”颁奖会，成了首都科技记者互相学习、增进友谊的盛会，当我们从院领导手中接过奖状时，无论是一等奖还是三等奖，大家都会十分开心，因为每一篇获奖作品都记录了中国科技事业前进的脚印。

从周光召院长、路甬祥院长，到白春礼院长，我都有过接触，他们都是中国科学技术界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品德高尚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在他们的带领下，日新月异，进步喜人，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近年来我已经不跑科学院了，被调到《香港大公报》工作之后，与首都科技界的接触也少了。每年一次回京开会，有时就住在离科学院不远的酒店里，遇到同行朋友总会谈起科学院，心里惦念院领导和那些熟悉的科学家老师。

远在香港，站在海外媒体的角度，衷心希望中国科学院越来越好。收到院办邮件，希望我对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提出建议和希望，这确实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

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只能从职业的角度谈点浅见。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的殿堂，这个殿堂必须是纯洁无瑕的，这种纯洁无瑕应像国威军威一样神圣，令世人信服敬畏。从这一点上看，没有比虚假的科研成果对科学殿堂声誉的破坏更大的了。

首先，希望院领导继续支持和鼓励科学家进行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斗争。这项工作对于宣传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意义重大。也对科学院纯洁队伍、净化学术空气十分必要。中科院何祚庥院士等几位可敬的老人，长期在科学普及和学术打假领域进行艰苦的工作，如今他们都老了，需要薪火相传，有人接上来，希望院领导能采取措施给予鼓励。倡导学术民主、监督公开的风气，打击学术虚假行为，不以任何理由为学术作假者开脱。国内一些单位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学术带头人被揭学术作假，事实确凿，但上级领导以种种理由百般袒护，最后是举报者身败名裂，作假者逍遥法外。由于有领导的保护伞，学术作假者有恃无恐，学术作假行为自然愈演愈烈。

第二，重视科普工作，利用重大科学项目展开社会宣传，大力提升中科院的社会知名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中科院对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的宣传，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宣传，高温超导研究的宣传，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的宣传，以及嫦娥探月工程的宣传，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让大众更好地了解了中科院，也更加爱戴我们的科学家。科普不会赚大钱，也不会有大成果，近年来不断萎缩，但从民族长远发展计，此事绝非可有可无。中科院的领导担负着在中国传播科学思想的重任。

第三，建科学特区，让中国科学家尊严、愉快地工作。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提了那么多年，现在国家也并不缺钱，如何让学科学、爱科学的社会风气进一步浓厚起来，恐怕只是领导人的一个认识问题。除了钱之外，还要加强软件建设。比如，不能“权比法大”，不能没有民主的机制，不能让科学家感到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否则科学家的收入增加了，但人格尊严不能保障，还是感到不舒心。在香港，大学教授很受人尊敬，待遇很好，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离开自己的专业去谋一个毫不相干的官职。但在国内，当了教授的人想当官的很多，大家把官看得很重。我见到一些年轻的学者，本来很可能成为有作为的科学家，但他们早早地当上了宣传部长，有的去当秘书，有的当区长，有的还当统战部长……几乎无所不干。个别人转行不足为怪，成批人转行就说明这个社会的风气有问题，说明搞科技不如当官好，学问没有权好用。中国科学院若能大胆改革，向中央争取一些特殊授权，创建一个“科学特区”，冲破数千年的官本位思想，让科学家真正有尊严、有地位，让科学家感到离开自己钟爱的专业是一种浪费。这种氛围或机制若能在局部的“科学特区”内实现，那么，中科院领导都将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史上留下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