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导师李佩先生。她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是我国“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先生的夫人。为建设新中国举家回国。他的丈夫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也是中科院力学所第一任所长,为我国成功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殚精竭虑,献出了生命。飞机失事的那一刹那,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夹在两人身体之间的机密文件完好无损。可是,两人的身体却无法分开,只能合葬。唯一的女儿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一家三口只留下李老师一个人了。但是,李老师还在教学,还义务为学生补课,我研究生一毕业,她就带领我一道去了北大芍园参加阅卷工作,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博士生的CUSPEA项目选拔人才,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
导师的崇高信念和人格风范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选择坚强,从头再来!
我像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用吸管喝饮料,一低头,吸管却戳伤了眼睛。现在大家看着我戴着眼镜,不是为了装饰,而是防止眼睛再受外伤。可我从不戴墨镜,那是因为我还想留住昨天,留住用目光和大家交流的习惯。我不肯告别阅读,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黄佳妮老师请教,从ABC开始摸起。用手指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的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9年,6000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有几次在地铁换乘站上车时,由于人多拥挤,一不留神,我一脚踩空,陷进了车箱和站台的空档,腿磕破了一大块。父亲慌忙把我拽起,问我伤着没有,我强忍着疼摇了摇头说:没事,没事。
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室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不会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操作台的触摸屏上被我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我总要尽量多提问,学生们更不会知道那是我在用心记住他们的声音。当他们从报纸上电视里得知我的情况时,简直不敢相信,再次面对我,学生们潸然泪下。教学评估中,博士生们给我打了98分。他们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我们无法用恰当的言辞来形容您的风采。您的内涵如此丰富,您的授课如此生动,在获取知识外,我们获得了乐趣和做人的道理……。
顺便说一句,写这句话的博士生班长,今天就在现场,他就是为我们重庆争取到多个国家项目的中国科技电子集团公司第44研究所罗木昌博士。
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写到:“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优美的语调,优美的手势,优美的笑容,让平凡的教室洒满了圣洁之光!”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地出版了,有《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导师李佩先生亲自做序,并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