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我就读湖南师大附中，这是一所百年名校。我当时是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和英语课代表，还是长沙市业余体校排球队员。郭沫若的那篇《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我影响很大，我的愿望就是将来做一名科学家。1978年我在读高一，正好赶上全国高考，因为成绩好，加上在长沙市中学生数学、英语竞赛均进入前三名，学校老师让我去试一试，我想，试试就试试！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那年我15岁。

77级、78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相差很大，有30多岁的，也有像我这样的，其中有兄妹、有夫妻，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我国积聚了十年的精英，大家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回到久违的大学校园，个个都憋足了劲苦读。记得当时有一个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有7个人，我睡上铺，可半夜醒来还能发现下铺还有灯光。原来这位同学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还在那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从小只知道学习是一种乐趣，到了大学，才知道学习是一项艰巨的劳动，才懂得了什么叫使命感和紧迫感。

开学第一天，外国专家立了条规矩，大家听了后面面相觑，他说：“no Chinese”（不说汉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课堂上勉强做得到，课后呢，可就难了。为了约束自己，养成不说汉语的习惯，大家在房间里放了个存钱罐，谁要是说了汉语就要罚1毛钱，当时一毛钱很值钱。大家非常自觉，没几天存钱罐就满了，大家出去吃上一顿，可渐渐地，罐里的钱越来越少，大家的英语水平也越来越高，就连说梦话都在说英语。不到一年，我和我的同学迈出了外语学习中最关键的一步，实现了用英语思维的质的飞跃。

大学四年我加倍努力，在学校里我是年纪最小的，也是成绩最好的。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福克纳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论这本小说的主题思想及象征手法，美国导师SCOTT PUGH博士破例给我打了满分，100分，这也是郑州大学英语系有史以来的论文最高分。就这样，我提前毕业，进入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成为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老师。

19岁，站在大学二年级的讲台上，台上台下年龄相仿，学生们都喜欢我这个小老师。按照当时的规定，工作必须满3年才让报考研究生，就这样，我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4岁便是这里最年轻的讲师了。教硕士，教博士，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