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尊敬的李佩先生，郑哲敏院士还有尊敬的钱永刚先生，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第一个向三位专家和前辈提问。我想作为一个母亲，同时也是作为跟自己的女儿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还有学习的这么一个身份，首先想向钱永刚先生提问，作为一个像您这样有特别伟大的功勋的院士的父亲，在他这样一个光环的围绕下，作为子女的您有没有一种压力，感觉到，因为父亲是这么的伟大，在自己心目当中这么崇高，您应该以怎么样的表现来为他增光，您在内心上有没有这样纠结的时候，我这种压力会不会给您有这方面小的想法，我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想向您请教一下，作为子女怎么面临这样的一种我想象当中的一种压力，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希望李佩先生和郑哲敏院士，您们都是有子女的人，您怎么给您的子女渗透，谢谢三位专家。

[钱永刚]我先回答这位老师的问题，当我觉得因为有我一个名人的父亲而感到我的所作所为有点压力的时候，那应该说是到了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很怀念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念书的时候，这个环境和现在同学们所处的环境不大一样，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比较纯朴，互相之间没有这么多攀比，在我的小学，我念的是北京大学附属小学，那里头的同学很多的爸爸妈妈是清华、北大的有名的教授，院士的子女也不乏其人，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似乎有这么一个良好的风气，彼此之间只谈你我，不涉及长辈，到中学的时候，我念的是北京101中学，那个时候大概北大清华教授的子女和各级党政干部的子女大概是一半以上，我们班上有当时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先生的儿子，有很多驻外大使的孩子，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似乎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一个有名的人，但是彼此之间也互不打听，所以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没什么压力，只是有一个念书对自己有一个标准，就是绝对不能得3分，4分、5分就算行了，我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渡过我的小学和中学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走向社会，参加了工作，这个时候可能意识到一个名人的后代对自己自身的要求要比一般人要高，当然这也是那个环境所逼着我这样做。但是我还好，我基本上把他们这些这个压力还没有变成让我感到让我非常为难，不知举措，我基本上是把这些压力作为一种鞭策，这样使得我还算比较顺利吧，挫折小一点。我不知道这么答复，这位老师是不是满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