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促使我把工作精力最充沛的时期献给了中国的国防科研事业。

　　聂荣臻副总理回忆他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组织领导中国科技界进行“两弹”攻关时曾说，“在张劲夫同志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专门负责组织科学院各部门配合国防尖端武器的攻关”。我作为当年新技术局负责人，回想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聂总等老一辈领导人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兄弟部门的大力协同、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是深有感受的。

　　一

　　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我从工业部门调到中国科学院任计划局副局长。头两年主要是在院党组领导下，协助局长落实院承担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的任务和措施。57项规划任务中列为重点的有12项。第一项原子能利用，中央决定将钱三强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划归科学院与二机部共同领导；第二项喷气技术，中央决定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参加航空委员会及国防部五院工作；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技术和自动化遥控技术，经周总理批准，由科学院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集中人力，建立科研机构。当年开始筹建，没有房子，只好租借西苑旅社的两栋楼房暂用。到1957年，这几个机构都搭起了架子，调集了人员，开展了工作。同时还筹建了一个科学仪器厂，进行新型实验仪器的研制。

　　苏、美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举世瞩目。中央对此很重视。聂总指示中国科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劲夫同志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卫星可为民用也可为军用。利用院已有基础加速研究，再加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建议院列为重点任务来抓。这就是1957年提出并列为院重点的581任务。加上电子学所与一机部十局合作的远程雷达（110任务）、计算技术所为国防部门设计的大型通用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任务），成为“大跃进”时期中国科学院的三大尖端任务。这时，科学院的科研计划逐渐形成了基础（基础研究）、重大（国民经济中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尖端（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三大块。尖端这一块与国防部门和工业部门关系较多，我分担这方面的联系多一些。

　　1958年中苏分歧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开展我国尖端武器研制的方针，聂总正为此运筹帷幄，随后成立了国防科委。聂总身兼两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主任，安东同志任国防科委秘书长兼国家科委一局（军工局）局长。安东曾对我谈到：国防科委将委托科学院承担更多的国防军工任务，希望科学院有专门机构和国防科委对口联系，并由院党组直接管起来。我向劲夫同志汇报，劲夫同志考虑，在原党组办公室之外，再设一个办公室来管理国防尖端任务。我建议用“新技术”作办公室的名称，得到党组的同意。1958年9月，党组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并要我兼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听说聂总也赞成用这个名称，有些兄弟部门成立与国防科委对口的机构时，也采用了“新技术”这个名称。

　　院党组新技术办公室成立时，劲夫同志交代的任务是：与上级及有关国防部门建立联系，具体事务仍依靠院内职能部门去办；清理院各所为国防及可能为国防服务的项目，理出头绪；汇总国防尖端工作所需条件指标，上报、争取并下达。他形象地概括为“上挂、下靠、梳辫子、掌握数字”。当年秋，我的主要精力也就转到这些方面来了。

　　二

　　1958年7月、9月，劲夫同志先后两次向聂总并中央提出有关科学院配合国防尖端研究工作情况以及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报告经中央武昌会议时书记处讨论同意，并议定给一笔专款。年度前，我几次到财政部文教司联系询问，并找到李先念给予批准落实。有了专款，从1959年起，北京郊区火箭发动机试车基地、力学所风洞、上海机电设计院（火箭）、北京北郊581厂（遥控仪器）、109厂（半导体元件）先后都建立起来了。

　　有了项目，又有了科研基地，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人员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复员技术兵。1958年经我请安东转报聂总批准给科学院调配8000名复员技术兵，1959年分配到达所、厂。后来遇上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大部分被精简还乡。但像109厂等，因承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员技术兵保留下来，这批人员以后大都成为工厂的生产技术骨干。

　　科技人员来源当时只能靠国家分配大学生。但分配给科学院的主要是理科学生，数量很少。1958年院准备采取“所系结合”的办法办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校舍还没有着落。火逼眉睫，我不得不去向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玉泉路一处房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才得以如期开学。房子不够，又经李富春同志批给几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宿舍。

　　汪德昭同志主持的水声工作，上马很急，当年国家大学生分配完毕，经院党组和海军党委联合报转总参并中央批准，从大学有关专业高年级学生中抽调100名参加工作。南海水声站的建设，深得陶铸同志的大力支持。从选点到建设期间，他两次和我坐飞机到现场，钢材不够，他从广州调拨。

　　1959年初，国家计委在民族饭店召开军口大学生分配计划会议。各国防工业及国防科研部门的有关负责人都在场，提出要求的数字都不小，供不应求，矛盾很大，形势紧张。我不得不在会上大声呼吁，反复说明科学院承担国防尖端任务的情况，理科毕业生需要，工科毕业生更需要，质量数量都要保证。最后定下来给科学院分配1000名，以后几年每年再分配2000名，并同意按国防部门对待，优先到学校去挑选。这几批争取到的大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研究工作中的骨干或出色的组织者。

　　物资问题，除基建材料外，科研材料更是门类多、品种多、数量不大但要求高，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加工，困难很多，不少科研人员不得不为此四处奔波。我多次向国家科委反映，请求帮助解决。

　　1959年，聂总倡议，解决国防尖端科研要先抓新型材料，由国家科委刘西尧主持，设立专案，一局章敬三同志归口管理。我在国家科委召开的会议上，认真汇报中国科学院已在进行的无机、有机、金属、非金属材料研制情况。刘西尧、章敬三很重视，在安排中间试验项目时，给科学院列入一批项目。后来建成的有机、冶金、硅酸盐、贵金属等各所的中间试验工厂，为国防部门提供了多种少量急需的新型材料。国家科委还委托科学院负责在全国有关部门建立新材料、新型元器件性能测试基地，研究并推荐新测试方法及其所用新测试设备。

　　科学院的研究所是否需要兴办生产型的工厂？当时有不同意见。经院讨论后，提出由电子所、自动化所、金属所、光机所先各自试办一个，由我向国家计委李富春同志汇报。经国家计委同意列为国家配套厂，代号分别为0305、0306、0307、0308。至1960年，土建大都已完成，设备尚未到齐。后来因国家压缩基建，0305厂分解为实验线，0306厂移交给科仪厂，0307厂转交给其他军工部门，这三个厂的番号撤销。仅留的0308厂继续建成并有所发展，为国防提供了一系列复杂的大型光测设备，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王大珩同志根据学科和任务的特点，坚持研究、试制、工程一体化的结果。

　　由于科学院承担的国防军工任务不断增加，为加强管理工作，1960年7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由我担任局长。同时，新技术办公室撤销。这一年，中央决定为保证国防军工物资供应，开设特别户头。由于科学院的研究所承担军工任务有多有少，我建议以承担国防军工任务的科技人员超过该所全体科技人员60％来划分。劲夫同意这个建议。我向李富春汇报，获得批准。以此为原则，当时有22个研究所进入新技术局口（后随任务扩大又有增加）。

　　三

　　新技术局成立，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口号。在聂总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聂总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对红与专，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的界线，“双百”方针，保证科研工作时间等问题都做了阐述，对解除反右派运动以来科学家的思想顾虑起了很大作用。科学院党组为贯彻“科学十四条”，还制定了“研究所暂行条例”（七十二条），对所务委员会、所学术委员会的建立，研究室的设置与科研技术人员的职能，以及对科研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要求等做了较详细的规定。两个条例的贯彻，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影响，改进工作作风，重建科研秩序，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也为随后召开的广州会议做了准备。

　　在起草和贯彻两个条例的过程中，院党组组织各级干部多次到所进行调查研究。我因听说有些科学家对“任务带学科”有不同意见，就带着问题调查。一次在大连化学物理所调查，张存浩同志说到他们用燃烧学基本理论指导研制出新型高能燃料的过程，我向院汇报，劲夫同志、钱学森同志对张存浩的意见都很赞许。劲夫同志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还说过：“好比一付对联，过去只有上联‘任务带学科’，不全面，现在有了下联‘学科促任务’，合起来就比较全面了。”还有一次在上海有机所调查，我们提出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分类方法，研究工作按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工作四类划分。各类应占多少比例才较合适？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应该两头小，中间大。后经再调查，再归纳，各方面认识比较统一，定出了一个比例写进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三十六条）。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各类科研工作都能各得其所，持续稳定地开展，为保证国防科研和学科建设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当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给我们工作造成困难，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研制“两弹”时，中国科学院已成长为一支学科多、基础强的综合力量。除按照需要抽调出一部分人员支援二机部、国防部五院外，还尽量多承担有关任务。至1960年底，科学院承担二机部、五院任务已达200余项，此后历年均有增加。每次接到任务，立即组织各所落实。开始时，曾遇到过委托方交底人员有保留，不说用途，使科研人员选择研究途径有困难；还发生过，任务已完成，做出了样品，由于对方的方案改变未及时通知，造成浪费。每遇到类似情况，我就在向上级汇报会上提出，请求解决。为加强协作，1961年7月，按聂总指示，成立了科学院与二机部、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两个五人小组。劲夫同志为院方参加两小组的成员。丽生同志与三强同志立即率部院双方有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到院有关所进行任务交底，定人员、定方案、定进度、定协作要求，为大力协同做出了表率。新技术局也学习参照国防兄弟部门的经验制订科研任务与成果、生产、物资、财务、基建等管理办法，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协同动作，经常深入现场，与所里有关部门共同组成了以科研任务为中心的服务保障系统。在国防科委及两协作小组领导下，我也和二机部邓照明、五院耿青保持经常联系，交流情况，上通下达。

　　“十四条”、“七十二条”的贯彻，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自力更生突破“两弹”方针的传达，更加激发了科技人员发愤图强的爱国热忱，在国家经济困难和国外对我们封锁的情况下，科技人员坚定地热爱祖国，以能承担国防任务为荣。如上海有机所的科技人员，放下原已可以出成果的抗生素研究，服从国防需要转入高能燃料和原子能工业中急需的氟化学研究，他们放弃节假日休息，夜以继日地整资料、做实验。有些实验要接触放射性、剧毒、易燃、易爆等物质，承担任务的科研人员和工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虽然领导部门很关心这些人员，比如国防科委为接触剧毒、易爆的课题组，安排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解毒办法，并派去了医生跟随课题组和试验车间，随时处理问题。但仍不能完全消除影响。几个月下来，身强体壮的小伙子，身体消瘦了，并出现病态反应，但仍不肯“下火线”。进入放射性矿井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们，由于当时防放射措施还不完善，刚研制出的防放射口罩还有缺点，工人不愿意戴，但他们不戴也要下矿区，为的是国防事业。当有的任务需要多途径探索时，科研人员也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心为集体获得最佳途径做贡献。有的任务在得出实验结果后，还要到兄弟部门协助工厂试生产。科研人员不顾路途疲劳、严寒酷暑，到工厂和工人一同劳动，现场解决问题，直到得出合格的产品。

　　回想起来，在突破“两弹”会战中，科学院做出了不少成绩。在原子弹方面，从铀矿资源勘探评价、采选冶、核燃料前处理后处理、同位素分离、核武器设计中的模拟计算、引爆炸药的研制到核爆炸当量测算、有关光学和力学参数测量以及爆炸后多种效应的鉴别，都胜利完成了分担的任务。在导弹方面，从应用理论的研究到提供设计计算用的计算机、气动力、气动热、空间环境模拟实验设备、导弹端头帽、弹上计算机、高能燃料、喷管材料和靶场光电跟踪测量设备，也都胜利完成了分担的任务。后来在人造地球卫星方面，组织完成了我国卫星系列规划、东方红1号卫星的方案论证、技术抓总及样星的研制、卫星轨道预报及发射卫星的时统等保障工作，也都胜利完成了任务。与此同时，还为海军、空军等军兵种完成了一批尖端新技术任务。科学院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果，如前所述，应归功于广大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应归功于一批卓越的科学家深厚的科学基础和丰富的经验，带头开展研究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人；还应归功于有关研究所一批富有党政工作经验的组织领导者，他们为组织领导科技人员齐心协力攻关作出了贡献。

　　四

　　回顾这些年来，为尖端科学发展做了一些工作，有成功也有失败。从一个科研组织工作者的角度来总结，我有以下感想：

　　一是为科研人员服务。劲夫同志和我们都有这个思想，围绕这一点做了许多工作。劲夫同志深入基层，在中关村坚持二五常会，与科研人员和工人同吃同住，深入了解情况，为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首先成为科研人员圆满完成任务的好后勤，然后才能成为科研人员圆满完成任务的好领导。

　　二是为主体服务。大型尖端科研任务是个系统工程。中国科学院不是工程主体，是提供许多许多“零金碎玉”，配合别人完成系统工程，是配角。我们虽然不是工程的主体，但一样要想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想到主体工程的完成是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得一定地位。甘当配角实际上体现了对主体工程的责任感，也体现了主人翁意识。

　　三是要为长远考虑。这一点我们当时做得很不够，比较局限于以完成当时的任务为目标，较少考虑任务完成以后做什么。没有提出如何军转民，对于基础研究，抓得也不够，认为是学部的事。现在看起来，这都是不利于增强“后劲”的。这也是中国科学院当前应该着重抓和着重考虑的。

　　回顾过去是为了将来，希望中国科学院能在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认识，再提高，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