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提出重视科学、重视知识份子和科学家的政策，解放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起劲地大干工作。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得到鼓舞，要打起精神，努力工作。

　　我是从1957年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作研究生的，到1978年已经21年，到现在就是61年了。在我的前21年中，只发表了11篇文章，而在1978年科学春天来到后的40年中（1978-2018年），我发表文章424篇（现总共435篇），编有刘新垣论文集16卷（见图），第17卷正在编撰中，这就是1978年科学春天给我带来好成绩和好结果。我来生化所时30岁，正是做科研的大好年华，如不被耽误，按我后40年所发文章的数目计算，到现在我应该发表600篇文章了，这损失的200来篇论文，就是1978年以前带来的后果，我个人深深体会到1978是科学春天的来到，并获得较好科研成绩的深深体会。

　　从我1957年来到生化所作研究生，就很努力地工作，我天天上班，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节假日，至少每年要工作360天，出差时，回上海早当日就立即上班，晚了第二天一清早就去上班。但我以前不但不能发表文章，还屡遭迫害，先后当了三次“反革命”，在1969年我就人工全合成了一种干扰素诱导物polyI:polyC，它是两条由多聚肌苷酸长链和多聚胞苷酸长链所组成，但I与C能配对，故构成像“油条”一样的两条配对的长链，能诱导产生干扰素。当时传染性疾病危害最大，故在此时抗细菌的物质获得了三次诺贝尔（Nobel）奖，一次为磺胺，一次为青霉素，一次为链霉素，而病毒是比细菌危害更大的微生物，干扰素就是一种抗病毒的物质，故更应获得Nobel奖，只因1957年发现有干扰素物质的存在以后，无人能获得干扰素产品的足够量，可用于科研与临床，只等到1987年基因工程出来之后，才用基因工程的办法生产出干扰素，故此前干扰素的诱导polyI:polyC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热门课题，当时论文如潮，而我合成干扰素诱导物polyI:polyC之后，不但没被表扬，且因我出身不好（地主家庭加反动将军后代），反而籍故被打成“反革命”。当时，我想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相信共产党总会需要科学的，故我仍然照常努力工作，1972年我对获国家科技一等奖的人工合成酵母Ala-tRNA项目中又做出了重大成果，我合成了CpUpGpG>P（>P代表环状磷酸），又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籍故把我打成“反革命”（这是第二次当“反革命”），成果被人家抢去，后来全组20多人，全力以赴去用化学方法合成CpUpCpG>P，但几个月下来，全体人员在王德宝教授（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的领导下都失败了，最后迫不得已再回头来还是用我的酶学合成方法：用PNPase（多核苷酸聚合成）加RNase N1（核糖核酸N1）共同作用合成了CpUpCpG>P，很快就合成了UpCpGpUpCpCpCpA，并获得科学院的大奖，没有我合成CpUpCpG>P，别人或别的方法都不成功，也就没有上述八核苷酸大奖，也不会获得国家科学一等奖和全球第一的酵母Ala-tRNA的全合成。虽然我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屡当“反革命”，但我无怨无悔，努力搞科研是我的天职。

　　既然我的出身不好，在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知道我是永无出头之日，不当“反革命”就已不错了，但出身又是我无法改变的，应该放弃科研，但我舍不得放弃科研，一生就想要像爱迪生一样搞创造发明，硬着头皮留在科研战线当“反革命”也干，只要能作科研就行，所以我来生化所61年，现在91岁，科研从未断过一天。

　　我过去做出那么重大的成果，不但不能发表文章或被重视，反而当了反革命，而在1978年科学春天来到之后（此时邓小平还讲过以后不要搞阶级斗争的话），我的情况就有很大改变，从我来生化所到1978年以前的过去20年的时间里，只发表了11篇文章，科学春天来到之后的40 （1978-2018）年时间里发表了424篇（现总共有435篇），效率高了10倍，并成为中科院院士，可见1978年党对科学家的重视，真正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科学春天。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发表这么多的文章，更谈不上当选院士了。

　　今后我要在中共19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更加努力工作做出更大的成果，这不是空话，而是要凭客观成果，要发表IF值更高的文章以及加强科学成果的产业化，真正做到将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造福于人民百姓。

　　 

　　刘新垣论文集16卷（前10卷只有一部份英文文章，第11-16卷全为英文文章，现在不是SCI英文文章不入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