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进入，九寨沟的美景让我终生难忘
1960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从事植物资源和生态地植物学研究，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考查中度过，这使我有机会走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比一般人更有幸欣赏到天府之国美丽的自然风光。
1968年，为了打破国际上的封锁，国内急需寻找一种激素类药用植物的原料，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薯蓣植物资源调查”，四川省也组织了相应的考察队。1970年8月的一天，我和溥发鼎、胡隆基、汤文武（司机）一行4人组成的小分队，来到四川阿坝州南坪（九寨沟）县考察薯蓣资源，从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的那天起，每天晚上隔壁的房间里都会传来阵阵抑扬的竹笛声，并显示出高水平的吹奏技巧。我从小也喜爱吹奏竹笛，上小学时还上台表演过一曲“金蛇狂舞”，因此认为，隔壁的吹奏者决非一般业余爱好者，于是决定找机会去拜访他。然而，由于工作紧张，在南坪县期间我们都是早出晚归，一直没能和隔壁这位竹笛演奏家见面。离开南坪县的前一天，我们提前回到县里，带着好奇心我敲开了这位邻居的房门，迎接我的是一个刚20岁出头的小青年，交谈中得知他也是成都人，刚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县广播站工作，因单位上没有住房暂时借住在招待所，当他得知我们也来自成都、而我们工作单位科分院距他学校很近时，他竟然失声哭了起来，也许这就是常说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吧。我安慰他别这样，他告诉我说：“初来此地很不习惯，家里也有老母一人，有些想亲人和家乡了，见到你们就是见到了亲人啊。” 我问他为何吹奏得一手好竹笛，他说在学校里专门学过的，到这里完全用不上了。当他知道我们将要离开南坪县了，忙对我说道：“这里有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第二天，在这位成都小老乡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进入了九寨沟。此时，南坪林业局124和126伐木场刚刚进驻沟内不久，大规模采伐尚未开始，前期工作主要是修路，当时路已经修到了今天的树正群海一带，除因修路砍伐了少量的森林外，整个九寨沟还完全处于原始的状态：遮天蔽日的冷云杉原始森林古木参天，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流光溢彩的“芦苇海”和波光粼粼的“火花海”（这些名称均系后面取的）让人惊愕称奇；一些粗大的树木身驱，横七竖八地倒在明静般的海子中，随着吹皱的湖水轻轻地晃动。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史前的世纪，那场景就像我上小学时看过的前苏联《史前探险记》和《萨特阔》两部科幻片的真实再现。我们一道去几个的同志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看到湖水中晃动的树干和碳酸钙沉积坝，我们的呼吸似乎快要停止，还真怕湖里会钻出一头恐龙来。在被震撼的同时，我们不敢去相信，世界上竟真有和童话世界中完全相似的地方。
第一次进入九寨沟，那里的原始美景，实在让人终生难忘。然而，当我们从伐木工人口中得知，一旦公路修好马上就要开始大规模采伐时，心里又感到十分挽惜，我们淸楚的知道：国家建设需要木材，更何况又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何人面对这样的现实都无能为力。
1999年，四川电视台在拍摄一部反应九寨沟发现和保护历史的纪录片《中国的奉献》时，编导周康听过我的介绍，曾多次到南坪县和四川音乐学院，试图寻找到带我第一次进入九寨沟那个年青人的下落，但均未能如愿。周康一度怀疑我是否记错了，但我却始终坚信自己年青时的记忆，也许是由于时间太久，我终究没有将那个成都小老乡的姓名和他在成都的驻地回忆起来，也成为纪录片史料中的一个遗憾。我真希望那个成都小老乡能看到我这篇短文，主动找我联系，如果当初不是他带我第一次进入了九寨沟，也就不会有下面一连串的事发生了。
第二次进入九寨沟，发起保护倡议
1975年7月，由我们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等单位参加的“四川西部植被调查队”，在我的带路下来到九寨沟。这是我第二次进入九寨沟，为了工作方便，考察队一行8人住在诺日朗附近伐木场招待所，当时，沟内左边的则查哇沟的森林已釆伐至上季节海，大量的木材被一辆辆载重汽车运出沟外。听说是中国科学院来进行森林植被调查，正在伐木的工人师傅纷纷向我们介绍说，在上季节海的前方，还有一个沟内最漂亮的海子和一个最大的海子，四周的森林和景色最好，我们一行人决定前往查看。按照工人师傅所指的方向，我们顺着一片有人曾走过的依稀可辩足迹，向密林深处走去，一会儿行走在腐朽倒地的粗大冷云杉树干上，一会儿又踏在厚厚松软的苔藓中，除了听见我们自己喘息声外，四周一片寂静。一个小时过去了，正当我们怀疑是否迷路时，不知是谁突然惊叫起来：“快来看呀，右边山坡下有一个好漂亮的海子啊！”我们下到沟内，来到四周森林环抱、后来被称为“五彩池”的海子边，在四周茂密的冷云杉和桦木树林的环抱下，湖水泛出斑斓而神秘的色彩，面对眼前的景象，大家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深深地赞叹。随后，我们继续向前方出发，大约又过了1小时，面前的针叶林逐渐变得稀少，当山风扑面而来时，耳边不时由远及近传来阵阵林涛吼叫声，我预感到又一个奇迹即将出现。不出所料，行走中眼前突然一亮，透过冷云杉林的树冠，前方一片波光浩淼，万顷碧蓝的湖水几乎是从天而降，在一望无边的海子周围环绕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这就是九寨沟内最大的海子“长海”。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也就是在这一天，同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汤彦承老师，在五彩池和长海附近的针叶林下，发现了大片我国特有的珍稀植物独叶草和星叶草，从汤老师介绍中，我了解到这两种植物在研究九寨沟植物区系和毛茛科植物演化上的重要科学价值。当年考寨工作结束总结时，我们分别向阿坝州和省科委领导汇报了九寨沟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保护，在当时那个年代，其结果并不尽如意。
这一次去九寨沟还有一个重大收获，所里吕荣森同志带了一部装有彩色电影负片的135型照相机，他为我们几个人在五彩池边上分别留了影，这几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成为九寨沟的第一批彩色照片，至今我还完好保存。九寨沟名扬世界后，一些省内外的媒体和相关人士都在为九寨的发现和保护争先恐后，只要看到我们拿出的发黄彩色照片，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为九寨沟的保护功不可磨。
四十年前起草的报告，我有幸成为参与保护九寨沟的一员
1978年7月，同样还是因为四川植被考察工作，我第三次来到九寨沟，此时的九寨沟内的森林已经被釆伐得面目全非。正如1999年四川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奉献》中描述的那样：“一棵棵参天的大树倒下了，一排排千年珍稀的紫果云杉、岷江冷杉倒下了，一片片九寨如花似梦的衣裳被撕碎了，留下的是一个个干涸的海子，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林间遍布着倒伏的树干，尤如古战场上勇士们的尸体”。眼看这童话般的人间仙境和珍贵的物种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失，我心急如焚，一个科学工作者良知使我决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回到成都向所领导汇报后，领导支持由我起草一份给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并通过科学院转报国务院。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废待兴，尽管科学的春天已经华夏大地悄然来临，但“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极左思潮，在一些领导人头脑中仍旧是根深蒂固。采用什么方法，既能将大自然留给人类这块宝地保存下来，又不至于被“左派”们扣上一顶破坏林业生产的大帽子，无疑还需要讲究策略。当时，由于世界各国的关注，国家十分重视大熊猫的保护工作，经过与四川省林业局造林处保护科胡铁卿同志商量，决定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这有可能是将九寨沟保护下来的唯一理由。这里不得不提到老胡同志，他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对于报请上级的文件能否被领导批准有丰富的经验。他建议我把原来文件标题上的“一批自然保护区”，改为“几个自然保护区”，他说领导批示时一般只看标题，“几个”比“一批”要更容易获得批准。与此同时，我也将“巴西自然保护区”放在报告中的第一位，“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放在第二位，这一点也有所考虑，那里是红军长征经过并召开著名“巴西会议”的地方。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报告可算是高举了革命的大旗。
有了单位领导的支持，我以最快的速度，于8月13日起草完成了《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关于建议在四川建立几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并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马识途副院长直接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手中，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发文向农林部转发了我起草的报告。后来听说此前国家林业总局也有在这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打算，但认为时机不成熟并未上报，这一次在方毅和主管农业的陈永贵两位副总理关注下，国家林业总局决定正式上报国务院，并将此事电话通知了四川。11月初，研究所接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刘海泉副主任秘书的电话，通知我所会同四川省林业局写出更详细的材料上报。经与省林业局联系后，决定文件还是由我所起草，他们负责修改，并以两家名义共同上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农林部。
为了准确划定这几个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和范围，我借来了保护区所在地区的1/5万和1/10万的地形图，和老胡一道根据图上山脉和河流界线，首先确定出保护区的四至范围，然后由我根据地形图上的小格数，计算出保护区的面积。记得当时划定的九寨沟自然保护区范围如下：北、西以白河为界，直到弓杠岭、斗鸡台；南以南坪县与平武、松潘两县县界为界。起初还打算将九寨沟和附近的白河自然保护区合并，后因实际操作有困难而未实现。
在科技界的建议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多方努力下，1978年12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建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的文件和我所《报告》的及时报送，无疑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审批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在国务院批准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前后，有关部门得到消息，加大了沟内森林的采伐，这一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四川省和中央反映，我反映的情况被登在《新华社内部通讯》和《人民日报》上。在当时四川省委赵紫阳书记直接过问下，省委书记杨超于1979年初专程到我所了解情况，并亲自带队前往九寨沟调查，协商解决办法。随后，四川省革委两次发文，正式批准成立了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九寨沟才真正得以全面保护。为此，四川林业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沟内两个伐木场和800名职工被迁出，总价值400万的固定资产被移交给保护区。
作为能在初期参与九寨沟保护工作的一员，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宝贵的遗产，我至今仍深感荣幸。
旅游的快速发展，九寨沟的生态环境正在悄然变化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建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摄影界人士的进入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目录》，1998年5月26日，又被列为《世界生物圈自然保护区》。九寨沟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旅游，从最初的每年游客几万人，十几万人；到1998年九环线公路通车，游客人数增至38万人；2000年达到100万人；2003年9月九寨沟—黄龙机场通航后，2004年游客增至200万人；2007年达到260万人，以后更是逐年增长，10年后的2016年达到509.6万人。从1999年开始的“黄金周”，每天进入沟内的游客量达2万人；2015年，单日最高游客量达到4.1万人。
随着游客人数的激增，也给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次九寨沟，亲眼见证并体验了九寨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游客数量不多，九寨沟的环境尚未发生明显变化，在五彩池、长海和原始森林等一些景点，我们在10年前发现的珍稀植物独叶草、星叶草还依然可见。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游客蜂拥而至和沟内外宾馆的大量修修建，在管理工作还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一度遭受到严重的损害。
作为一名最初参与保护的生态学者，也许比一般游客更留心沟内生物和环境的细微变化，例如：随着游客对道路两侧土地的反复践踏，五彩池、长海、原始森林等景点生长的珍稀植物独叶草种群数量慢慢由多变少，最后完全找不到了。对大气污染十分敏感的指示植物松萝，70年代在沟内的路边的大树上到处悬挂，随着沟内空气质量的改变，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减少，如今几乎全部消失了。随着湖水中富营养化程度的增加，在五花海湖水的四周，慢慢形成了一圈1-2米宽的“臭水带”；在过去光洁如玉的珍珠滩钙化表面上，由少变多长起了厚厚一层绿色的青苔（水绵），冬季则变成一片黑色。在曾经为了保护大熊猫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内，上世纪80年代，游客甚至有机会亲眼见到大熊猫，如今在保护区内很难见到它们活动的踪迹。随着沟内道路的修建和人工草坪的建设，一些外来的植物开始在道路两侧出现了，近几年内，沟内的外来物种又有所增加，甚至发现了我国公布的对森林危害植物和来自巴西的外来物种红耳龟……这些变化，无一不显示出旅游活动对九寨沟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细微的变化，还不足以影响到九寨沟整体景观的改变。然而，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科学家研究早已证实，在森林生态系统内，一个物种的消失，会导致与之有关的20个以上的物种发生变化。在一个生态系统内，生物相互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或外来物种的入侵都会破坏这个平衡。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还表明，物种的变化会导致群落的变化，群落的变化又会导致景观的改变。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变化达到沟内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打破，到那时，我们还能看到九寨沟的美丽景观吗？
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九寨沟的保护任重道远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九寨沟的这些变化，一直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应当公正讲，面对游客快速增加带来的环境压力和生态系统的悄然变化，九寨沟管理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祖辈生活在沟内的群众也为此做出了牺牲，沟内90年代几个刚修建的小水电站被撤除，关闭了景区内的宾馆饭店，为保障了景区和当地居民的和谐发展，从门票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群众的生活保障，绝大部分居民安排了工作。景区内建起用了国际一流的环保设施，修建了被游客称作“五星级”的厕所。制定了环境保护规划和景区污染防治规划，建立了环境监测站。修建起了长达几十公里的木质栈道，避免游客对林下土地的践踏。用液化石油气的绿色观光车代替了过去排污严重的汽车，发掘了新的旅游景点和线路。用以增加游客客量，改善游客人员结构，营销重点放在国外市场。通过价格管理和门票预定，对游客数量进行控制……所有这一切，几乎把当代国内外最全面和最先进的、已经实施和正在研究的所有应对措施全用上了。2004年-2006年，四川省又组织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开展了重大科技攻关课题“人类活动对九寨—黄龙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水资源生态保护关键技术”的研究，提出了针对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旅游发展的建议。
面对着发展经济和不断增加的游人压力，上述的措施也并不能完全能解决九寨沟的保护问题，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如何掌握对游客容量的控制。从上世纪90年代起，对于九寨沟游客容量的研究，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编制的规划和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以每天进入沟内游客最大容量为例，从最初提岀每天8000人，后来不断攀升，10年前得出的结论是每天23000人，而这几年的研究又得出了4.1万人的结论，几乎相当于原来的5倍。由于国内外几乎没有现成可以参考的资料，这些研究者们大多是为了获取研究经费，一方面引用了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从而得出的环境容量结论。他们也许忽略了九寨沟的特殊性以及与国外景区存在着的差异：一是这里地质环境十分碎弱，生物区系又处在一个不稳定的交汇地区。二是这里主要景点范围狭小并过于集中。三是大量国内游客的环保意识还极待提高。如果我们完全照搬国外的研究理论，仅仅只靠几个数学公式的推导就自以为是，没有经过长期监测结果的验证，未必就一定科学可行。在我看来，过去大量对九寨沟的环境容量研究，更像是根据上级领导为了无限制增加游客数量的意图，找人进行的一次次文字游戏。可以预料，在当前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公路、铁路、航空以及景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九寨沟的游客数量还会有一次大的激增，到那时，超过原来环境容量人数的可行性结论也许又将会出现。
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的作用。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对环境又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旅游大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旅游业对自然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是严重的。面对现实，作为一名最初参与九寨沟保护的生态学者，不免又感到一丝忧虑。我时常在想，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不能仅仅只依靠景区管理部门一家就能完成，在这个巨大利益体的背后，政府、管理局、原住居民、宾馆经营者、旅游公司和游客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键是如何能找到这个利益的平衡点，作为旅游的经营者，不能老是想着如何向大自然去榨取最大的利润，作为一名普通游客，我们不要都集中在旺季前往，到景区后应遵守各项保护规定，同样也是在为保护九寨沟作贡献。从中国的体制上讲，很多问题只有在政府层面才能解决，有关在黄金周期间游客过度集中，光靠景区管理部门采取限制和分流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从国家的休假制度的改革上去想办法。当地政府对九寨沟财政贡献期望值过大，把门票收入的逐年增加作为对景区考核的唯一标准，是直接影响九寨沟的游容量和环境变化的根本因素。
回想40年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从建立到发展的经程，我们理应变得更清醒一些，老是到了事后再来对自己从前的失误而感到遗憾，更有甚者，只顾眼前利益，完全忽略了对子孙后代生存和发展应尽的责任。保护和发展，既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又是人类生存的难题。我们这一代人，决不能再给九寨沟这个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继续增加压力了。
最后的遗憾
2016年，我找到吕荣森，收集了上世纪80年代他在九寨沟拍摄的几十张老照片，原本打算秋天和他相约再去一次，在老照片拍摄点进行重拍，来研究近30年来九寨沟的环境变化。不巧的是，临出发前因身体状况不太好，决定推迟在今年进行。然而没想到的是，2017年8月8号这天，九寨沟却遭遇了7.0级的地震，这让我大为震惊。我一方面担心当地朋友安危，也担心景区景观的破坏，随后在参加相关部门编制的“九寨沟地震灾后生态恢复规划”专家咨询会上，我看到规划编制部门提供的现场照片和卫星照片后，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除五花海和诺日朗瀑布两个景点遭受一定程度损毁外，其余景点都保存完好。
在专家咨询会上，我也谈了对九寨沟生态恢复的看法，不仅如此，我还拿出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汶川县绵虒镇岷江河谷的同一点位上，连续几年拍摄的生态自然恢复过程照片。以此证明：一是九寨沟的生态恢复，应以自然恢复为主，二是九寨沟水热、地形条件都比岷江河谷好，我对九寨沟生态恢复前景充满信心，我的发言和照片演示，受到与会专家和主管部门各级领导的认同。
遗憾的是，根据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景区正在忙于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我今年不可能再去，而明年能否去，更是一个未知数？也许我真的没有机会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