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院士：带领我进入科学研究的启蒙老师

　　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我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从科学知识、研究方法到做人的道理，他教会了我许多许多。每当回想起那段时间的情景，都有一种幸福感。文革开始以后，科研工作基本停滞，于先生忙于“国防任务”，我因为家庭的问题，不敢与于先生联系，但心中还是常常念着他。改革开放以后，我每年都去看望他，与他聊聊天，在交谈中他的淡定和爱国情怀，让我感到自己的牢骚太多，无法与他的思想境界相比。1999年我当选院士以后，一次院士增选，我与于先生同在一个初选评审小组，当我把准备介绍的候选人材料给他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问得非常仔细。由于这些候选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掌握介绍的分寸，让我有些为难。于先生告诉我一定要把候选人的成绩讲够，但不足的地方也不能藏起来，这种坚持原则的精神又一次教育了我。

　　钱三强院士：知遇之恩

　　1956年我大学毕业，恰好赶上全国号召向科学进军。在当时，以我的家庭出身很难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而钱先生却拍板让我进入原子能所，给了我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的机会。后来听说在文革中他为了此事还受到了批判，我一直感到很对不起他。文革结束后，钱先生于1980年和1981年分别组织了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的国际讲习班，请了多位华裔物理学家回国讲学，为中国的粒子物理和核物理早日走向国际前沿创造条件。我很荣幸被钱先生选派为核物理国际讲习班的学术秘书，使我这个在文革中一直灰头土脸的人感到了阳光。为了鼓励和教导我更好地做好工作，钱先生还在百忙中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他亲笔写的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告诉我现代科学是集体的科学，只有团结大家，才能做出好的成绩。我看了他的纸条，非常感动，老一代的科学家就是这样爱护和培养后辈的。

　　吴式枢院士：诲人不倦

　　八十年代以后，我与吴式枢院士有了比较多的往来。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感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诲人不倦。每次我向他请教问题，他都会认真地考虑，然后给我满意的解答。印象最深的是吴先生总是微笑着用商量的语气与人交流，让人倍感亲切。我与他共同组织过多次国际会议，每次与他交流，他总是为大家着想。我有时因说话不顾场合造成些不愉快，他就笑着对我说：“你说这话的目的是让对方接受你的意见，那就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呀，为什么不能换一种口气说呢？”说完又问了我一句：“你说对吗？”他的这种批评方式的确很容易让人接受。后来我就常常想到他的这几句话和他的笑容，时时提醒我要多换位思考。

　　值此庆祝学部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下与老一辈科学家在一起的点滴往事，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和对学部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