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既是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咨询机构的定位要求，更意味着一份莫大的荣耀。

　　成立伊始，战略咨询已成为融入其血液的一份厚重责任。60年来，学部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以估量的智力支持。

　　开创新中国科学基金制先河

　　1981年5月11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次大会距离第三次学部委员大会已时隔21年。

　　抚今追昔，400名学部委员为过去的坎坷经历互诉衷肠，更为肩负的使命而深感责任重大。

　　其间，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尽快开展停顿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

　　面对基础研究困难的现实，学部委员达成共识：在重建队伍、确定研究方向之后，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仪器设备严重缺乏、经费短缺。这也是当时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

　　于是，张文裕等89位学部委员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国家专门拨出一笔资金，设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基金，以保证基础科学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并发挥学部对全国基础性研究工作的指导、协调作用。

　　这一建议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准。在当时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从1982年起，每年拨出专款3000万元，设立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用于资助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是新中国建立后设立的第一个以国家基金形式支持科学研究的全新实践。“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政府专门拨一笔经费支持基础研究，这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枢说。

　　为了最恰当地使用有限的资金取得最大的效果，在基金设置的同时，建立了相应的专家评审系统。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是最高评审机构，卢嘉锡任主任，严东生、谢希德任副主任。其任务是制定管理办法、审定项目指南、审批重大资助项目以及决定科学基金工作中其他重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自1982年开始受理申请项目以来，短短几年就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亟待开展工作又缺乏经费的科研人员在获得资助后，激动地把基金比作“及时雨”“雪中炭”。

　　1985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基础上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任命唐敖庆为主任。

　　“只有把权力从行政机关转交到专家手中，并建立起制衡机制，中国的科研才有希望。”在唐敖庆看来，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

　　站上世界高科技竞争舞台

　　1986年2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家来了一位重要客人，他叫陈芳允，是我国著名无线电电子学家。

　　此时，世界上关于“星球大战”计划已经沸沸扬扬地炒了两年。世界几乎都行动起来了，各种各样符合或针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对策、计划纷纷出台：日本的“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的“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等。

　　从表面上看，“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个重点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战略防御计划，但该计划囊括了大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也有深远的政治目的。

　　“中国不能置之不理。”陈芳允就是专为此事来找王大珩商量的。

　　二人谈得很投机。他们都认为，当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中国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但科学家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于是，外国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中国占一席之地。如果在这一轮高技术竞争中落后了，中国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淹没。

　　“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陈芳允说。“对，应该让最高领导人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王大珩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基于共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向最高领导人写了“发展我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由王大珩起草，并与另外两位学部委员杨嘉墀、王淦昌商量定稿。

　　1986年3月3日，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呈送到邓小平面前。上面附着一封简短的信，信中写道：“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及世界各国对其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邓小平看到这份建议后，迅速作出决断。于3月5日作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邓小平立即责成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具体落实。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调查论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布于世。由于促成该计划的建议和邓小平的指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简称“863”计划。

　　实现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整合

　　中国工程院的成立，用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的话说，“那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间，经历了12年。

　　1982年夏，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全体学部委员会议在长春召开。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技术科学部主任李熏的建议下，责成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和师昌绪对成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初步方案进行研讨。

　　经过几天的讨论，4人一致认为成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是十分必要的，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不过，中央领导对此没有作出肯定的批示。这件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虽然给中央的报告没有结果，但是中国科技界对于成立工程科学院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人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建议，如1986年一份“关于工程技术工作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的提案，有83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签了名，其中有茅以升、钱三强、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对成立工程院也并未泄气。一直保持着与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CAETS）的密切联系，每届年会都派代表列席。

　　1992年春，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6位学部委员再次提出《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

　　“工程院的核心职能是什么，这在当时是有分歧、有讨论的。”两院院士王越回忆说，“有的人认为工程院应是管工程方面的国家机构，但科学家尤其是参与筹建的学部委员们认为工程院不能是行政机构，而应是咨询性学术机构。最终是按后者定位的。”

　　1993年8月3日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署上报《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1994年2月2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时公布了以宋健为组长的筹备领导小组45人名单。至此，工程院的筹建工作正式开始。

　　“当时有些行政领导想进入工程院，我们的准则是看其在工程科学技术上的贡献，而不是看他的职位。”王越强调。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同时举行。这次大会，作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06-08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