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进入耄耋之年。1937年11月底，我出生在位于山东省西南部被称之“东方圣城”的曲阜。这座“儒家文化发祥地”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同样遭受过日伪政权的蹂躏，曾经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次政权的更迭，甚至在我的脑海中还回荡着两种军队夺取曲阜的枪炮声。孩童时期在私塾内曾受到过“尊师重教”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春节时，自家大门上张贴着的“忠厚人家”的横幅，蕴含着“做人要清白，做事要认真”的信条，则影响着自己的人生。尽管在曲阜境内有诸多儒家文化遗址，但其教学资源却不丰富，再加之社会动荡，直至1948年6月，曲阜第二次解放，自己才得以继续读书并于1952年8月在颜庙街完全小学毕业，并有幸步入被称之泉城的省会——济南，居住达十年之久。基于解放之初，中等教育实施向工农子弟开门的恩惠，自己在经历中学统考后，才有机会就读于解放后才新建立起来的具有延安保育学校文化底蕴的山东省济南市工人子弟中学。可以说50年代，是充满着向革命英雄学习的时代。我们班在争取成为“董存瑞班”的过程中，革命先烈的精神确实激励着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并由此加入共青团，可以说中学六年的时光，更加坚定了热爱祖国和热爱党的信念。 

　　1958年7月高中毕业，深知自己数学基础不好，因此报考的第一志愿则选择了地处黄海之滨青岛的山东大学生物学系，并有幸被录取，后又分配至植物学专业。大学的四年时光，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某些“运动”的影响，使之丧失了不少课堂、教学和野外实习时间。但包括自己在内，由来自四省市8位男士所组成的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门化舍友们，在当时却满怀着对国家的期望和对党的热爱。还在毕业前夕，我成为了追求很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直至1962年9月，对个人前途充满憧憬和期待的舍友们按计划分配至省属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尽管自知我是舍友中资质不高的一个，但却有幸分配至植物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而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从青年步入壮年、老年，再至暮年的人生之旅。 

　　植物研究所不仅具有深厚的植物学研究领域的科学底蕴，而且更有老一辈植物学家赋予的文化传承。刚入所，依所学专业，我被分配至植物生态学及地植物学研究室，后又被调配至由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担任主任，刚组建不久的古植物学研究室。从而成为以“中国新生代植被发展和环境变迁”作为研究方向的新生代孢粉组的成员。尽管所室研究机构历经过多次调整，但幸运地是，即使在研究工作的中后期加入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但就其研究方向仍贯穿始终。 

　　1、20世纪60-70年代 

　　自进入古植物学研究领域，最先开启的是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和野外工作的实践。研究室除安排到云南中部和西部正在开采的新生代煤矿的地下矿井和露天矿采集植物化石和孢粉样外，还到过被称之“植物王国”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进行植被调研和现代植物花粉样的收集。尽管刚筹建不久的孢粉学分析室的实验设备和防护措施还很落后。而在60年代初期的野外考察，其衣、食、住、行也无法与当今相比，但却从艰苦野外实践中增加了采集植物化石和获取地质知识的情趣。例如，参加过希夏邦玛峰高山栎化石和滇西上新世地层中的孢粉分析，获得了对青藏高原数百万年前的植被及环境的认识。尽管60年代初期的办公室是夏热冬冷的房间，和6~8人挤于一室的集体宿舍，居住环境甚差。但在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条件下，自知资质不高，只有靠自身的加倍努力。因此待野外返京后，尚能潜心于实验室样品分析，显微镜下的孢粉鉴定，并因有一定的俄文基础，故着手对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询和对阶段工作进行资料的整理。至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时的研究所多以承担院级下达和横向综合研究为导向，因此我在1964-1965年参加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的“中国蓝田猿人综合考察”，从而增加了对古生物及第四纪地质学的认识，并初次承担考察报告中部分章节的编写。也许植物化石发现的机遇常与学科知识的积累相关。受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同志在渭南发现云杉球果化石的启迪，古植物研究室决定让我陪伴徐仁先生赴渭南北庄村海拔490m的河谷地出露的晚更新世沉积剖面进行野外考察，并幸运地采集到应属原地产的大量青杄（Picea wilsoni)果实、种子、针叶和木材。后通过徐仁等的研究，确认这是秦岭地区亚高山针叶林植被带在晚冰期下移的证据。嗣后，历经数十年，又从东北三江平原、华北平原、贵州盆地、青海湖乃至新疆等相关地层中找到云杉、冷杉、落叶松的宏观和和微观植物化石，因此增加了自己对植物-植被-气候与环境关系存在相互关联的认知。尤其是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在承担北京地震会战及地热资源应用基础研究的课题后所提交的内部油印报告的基础上，再经相关资料补充，从而为“文革”后撰写“北京一亿年来植被与环境的时空变化”的论文积累了原始数据。 

　　在1965-1966年，自己正处于青年时期，身体健康，故被研究所选派到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的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队。在队内，当时除担任队长的施雅风、刘东生、胡旭初、冷冰等尚属壮年外，由院内外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共同组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貌、矿产专业以及由来自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地层古生物组，其考察队员几乎全是充满朝气、又怀有对珠穆朗玛峰敬畏之情的青年。刚考察开始不久，在珠峰地区分布的海相地层中，就有多种门类海相动物化石的发现，从而揭露出珠峰地区环境演变的神秘面纱。尽管考察队强调其发现属于集体成果。但对唯一来自植物所的自己，则因未见到植物化石的踪影而彷徨不安。因考察之初的西藏刚刚平叛结束，社会尚不那么安宁，在考察时西藏军区还派出解放军战士守护着我们。进入到定日县帕卓区曲宗乡进行地层古生物考察时，在分布着两亿多年前的二叠纪海相地层中，首次由国家体委的黄万辉先生从山上崩塌落在沟面的炭质粉砂岩中发现了很不完整的植物叶部化石。后经西藏地质局张明亮、地质所尹集祥先生及我一起登到海拔4600m出露有植物化石的原始层面进行扩大发掘，之后经徐仁先生再三研究，确认了这是耐人寻味的板块活动的证据——舌羊齿化石。几年后在同属帕卓区，在不同乡的相同地层中又发现了更为丰富的舌羊齿化石群。植物化石的发现成为考察队的重要成果。但正如我个人在《追寻青藏的梦》一书所述，植物化石发现的经历和得以研究，恰恰验证了偶然性往往寓于必然性的哲理。这一认识，也许又得到1981-198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对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地区综合考察中从四川理塘古近纪发现重要的古植物化石的验证。因为在四川省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中，曾记录有植物化石的线索。 

　　1966年中期珠峰考察因“文革”提前结束，返京。在“文革”中，亲身经历过早期的激动，随之陷入中期的徘徊和后期歉弃的过程，才更加感悟到安定团结之珍贵。唯可以释怀的是，应广东茂名石油公司地质勘探指挥部之邀，曾到广东茂名进行长达数月的调研，尽管经历过天气的炎热和蚊虫的叮咬，但作为报告主笔之一，于1976年5月编写出数万字及11幅图表的《雷琼茂名第三系孢粉初步分析鉴定节要》初稿，可以说不仅服务于南海石油勘探，而且亦提高了自己专业知识和英文阅读能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还有幸于1976年11月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第四纪考察组，赴澳大利亚进行科学访问考察，并从“文革”的封闭中开阔了视野，增加了对南半球植被、植物区系及国际孢粉学进展的认识。由于当时国家采取了对科研、教学和知识分子的重大政策举措，才使自己结束了长达10年夫妻分居生活，并与1978年1月，妻子携幼子举迁至京。开启了自己在第三故乡——北京的人生。可以说只有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里，才能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 

　　2、20世纪80-90年代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生代的孢粉学和环境考古学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对全球变暖，海面上升有可能引发21世纪更加剧烈变化前景的关注，由于徐仁先生曾带我一起参加过中科院全球变化研究的学术会议，从而为后来很快参加由施雅风先生主持的“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趋势和影响”的国家重大项目打下基础。基于中国具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献，施先生在协作研究进程中又及时地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资料进行整合。并在1991年8月于北京召开的第13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大会上进行演讲后在国内外刊物先后发表相关文章，还出版了《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变化》文集。尽管现在看来，其资料还显得单薄，时空分辨率亦不高，尚不尽人意，但带给自己的最深感受是，只要将其研究不失时机地参与到科学前沿开展的热点和难点项目之中，其成果才更有活力。尤其在80年代初期，植物研究所步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因此自己侧重对中国历史气候和植被变化研究，并主持和参加过10余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同样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对古代先民的生计方式、经济结构、中华文明的进程为目的的需求。尽管自己是一个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历程及内容所知甚少的植物学工作者，也许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参加过中国古人类遗址生存自然环境的研究，并承担过对少数考古遗址进行过孢粉学分析，因此在1980年初就将源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及内蒙古多家考古单位曾委托分析及鉴定的宏观和微观植物遗存资料进行梳理，成文后才以“内蒙古自治区几个考古地点的孢粉分析在古植被和古气候上的意义”为题，先经徐仁先生进行精心文字修改，并代写英文摘要后，投向“文革”后才复刊不久的《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刊》（现称《植物生态学报》）。这篇考古遗址孢粉研究的处女作，其中文摘要还经过该刊主编侯学煜先生一字一句推敲才得以在该刊很快发表。同样，因1990年底，参加由周昆叔先生等创办的“中国环境考古学会”，就有了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科研究交流的平台，使自己受益匪浅。如果从知网检索自己及其主要合作者全部出版物后会发现，80-90年代可称的上是发表文章的高峰期，共97篇。其中有18篇刊入中国社科核心期刊杂志及发掘报告上。这也许是自己有幸与周昆叔先生同时入选到2001年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首批专家委员会外聘委员的原因。在其中得到的不仅是荣誉，还有更多的担当。但让我深刻怀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虎、刘观民和安志敏等诸先生，他们生前一直激励我要对遗址中涉及古代先民生业、自然环境及原始农业的果实及种子研究，从而开阔了自己对中华文明进程的认识。 

　　3、21世纪初至今 

　　进入1997年底，已办理完正式退休，迎来的是科研人生又一结点。但因要承担以前项目的结题和参加申请课题的进一步延伸，故受聘研究室，继续参加自己所钟爱的孢粉学和环境考古相关课题的工作。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党中心就做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举措，从而推动了从2000年起由植物研究所马克平和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潘伯荣先生共同主持 “2000年来新疆中部历史时期植物种类与植被动态的古生物研究课题”，基于孢粉学研究数据可以追溯古植被演变中的作用。该课题邀我负责起草并参加“10000年来新疆中部历史时期植物孢粉学研究”的子课题。在当时良好的协作氛围下，研究进展顺利。后又由倪健、张芸和杨振京等博士们申请到国家重点及面上自然基金项目从而对新疆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花粉、植被、气候及人类关系的相关研究。尽管已是60岁以上的年纪，但所幸的是，还能参加到其中相关课题的制定，甚至还参加过长达8年，往返达18次的野外植被调研和孢粉取样。令我感恩的是，新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在课题中尚能承担对学生们进行孢粉鉴定辅导和中文文章的修改，特别是年轻的学生在其导师们的指导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国内外有较高影响因子的英文期刊（SCI）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还加上自己的名字，总之，因参加长达十余年的有关新疆历史植被、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机遇延长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时间。更为参与到该项目研究的全过程而受到过的关爱、照顾和尊重而倍感高兴，亦使退休后的自己生活过的更为充实。不仅如此，自进入21世纪，还继续参于到有关环境考古学中植物遗存的研究，还于200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长江、靳桂云、孔昭宸编著的《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一书，还受到由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于2016年11月颁发的“中国环境杰出成就奖”的荣誉证书。可以说自己在整个研究进程中领略最深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古训中的哲理。深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付出，更得到诸多合作者们的提携和帮助。 

　　感恩与致谢 

　　进入不平凡的2019年，算得上已是高龄的退休人员，尽管在个人的人生历程中也有曲折，但更多地却是得到国家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还从1992年起享受到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尤其退休后还增加了近20年的工作和学习时间。仅就其自己的人生阅历看，始终感恩国家及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也感受到与入党长达半个世纪所接受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关。当然也要感恩将自己融入植物研究所后得到的宽松学术氛围，以及得益于在不同的时段总会遇到提携自己的伯乐们（包括所内外）所给予自己对孢粉—植被—气候与环境研究领域的支持和帮助。无疑自己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总是得到研究合作者们，包括被称之为学生们所给予自己的支持、理解和帮助，否则科研之路将举步维艰。值得提及的是，在自己人生阅历中与同代知识分子相比，应是幸运的。因未经受大的人生跌宕，但却是国家、植物研究所及与自己长期合作的同事们乃至学生们的关爱之情。从小处讲，我要深深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在少年失去母亲之后兄嫂所给予的抚育之爱，以及与妻子相濡以沫达40余年之久的夫妻之情，才使我能有健康的身体从事野外和室内研究。当然也要感谢儿孙及亲朋们给予自己的关爱和对工作上的支持。 

　　最后还要十分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学术前沿在线（HEP Frontiers Online）平台于2019年1月免费出版了“中国植被历史，古气候与环境考古——孔昭宸自选论文集”。文集出版历时两年有余。正如在该电子书前辅文自序与感悟人生一节中所提到的，该书不仅是个人的付出。就自己的人生阅历，我始终感恩国家及人民对自己的培养，也要感恩在不同的科研阶段，总会遇到提携自己的所内外的伯乐们所给予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在不同研究阶段的合作者们。否则长达半个世纪的科研之路将举步维艰。我深知我们这代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与当代研究者们的影响力相比拟，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尽力了，谨在建国70周年前夕，深深地祝福国家富强，科技繁荣，人民幸福安康！ 

2019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