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3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第一个拿到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母亲在中学时参加书法比赛得到全北京中学生书法竞赛第一名。从小我父母就教我念书。中学我是在上海圣约翰中学念的，我不信教，但也不关心政治，当时数、理、化、生物、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是英文原版的教材，对提高英语水平很有好处。1949年10月我父亲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到北京为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郭沫若等看病（附照片）。

　　我大学在交大，入大学一年多以后，1951年底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对我的教育非常大，当时学习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钱正英的报告以及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不再是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百多年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那种情况了。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开始投身于政治运动， 1952年7月19日入团。在三反五反中， 镇压了一批贪污犯和奸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上海一个奸商王康年卖假药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判死刑。当时的社会风气大大改善，几乎可以夜不闭户。 

　　1953年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江南造船厂工作，主要是从事设计工作，1954年10月入党。 

　　1962年起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我觉得在厂里的工作基本上是重复性的，我想搞研究工作，向厂里提出要考研究生，1963年厂里同意，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被录取。1953年9月所里开欢迎会，钱学森在欢迎会上讲话，我代表新来的研究生讲话。1964年7月力学研究所召开党员代表会，合影时我有幸和张劲夫、钱学森、郭永怀、杨刚毅、靳汝泽、李树诚、彭家桢等坐在第一排合影。（见照片）。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政治运动频繁，强调阶级斗争为纲。1965年9月我们所里全体研究生和部分职工到山西永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我任工作队指导员。住在贫下中农家里。1966年6月30日回到北京，7月1日科学院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到1970年2月我们全体研究生和那几届的大学毕业生又到解放军4624部队（北京军区坦克一师）农场（在天津芦台）劳动锻炼种水稻，几个月后我又分工养马。那些日子没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却锻炼了身体。 

　　应当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家开始放宽对外交往，院、所确定要吴仲华开展航空发动机方面的研究，我和吴文权、房宗义随吴仲华到国内有关单位进行调研，去了西安、四川、湖南，经上海回到北京。经上海时为了节俭，吴仲华、房宗义和我一起就住在上海我父母家，吴文权在上海有家。 

　　1973年经研究并报上级批准，确定要建立超声叶栅风洞、轴流压气机试验台和进行S1和S2流面气动计算，我和房宗义、吴文权分别负责和承担了上述三方面的工作。 

　　和我一起进行超声速叶栅风洞设计、建造、调试和进行实验研究的先后还有程家刚、赵秉增、赵连兴、黄瑞新、杨军、王曙玲、李建一、肖锦、曲炳元、王五一、李春增、雅维忠、卜云来等人。 

　　1973年第二届国际吸气式发动机学术会议英国组委会给吴仲华来信， 邀请他和其他中国学者参加1974年3月在英国Sheffield 举行的第二届吸气式发动机学术会议。经所里认真研究并报科学院和北京市批准，决定组成一个五人代表团参加会议，有吴仲华、我、刘守熹，还有外单位的李志广、强国芳。这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时，是万分难得的机遇。 

　　在学术会议的宴会上，我应邀与西德宇航院推进技术研究所所长Gert Winterfeld教授坐在一起，和他交谈超声速叶栅风洞的情况，他们的超声速叶栅风洞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国Rolls Royce 公司所有的叶栅实验都是请他们做的。 

　　会上也和比利时冯、卡门研究所的F.A.E.Breugelmans教授进行了叶栅风洞方面的学术交流，在会前和会后还去了英国的多个大学，包括帝国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家燃气轮机研究院以及Rolls-Royce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四个分部参观交流，总计整整一个月。 

　　超声速叶栅风洞试验段是我设计的，在沈阳410厂加工，在加工期间我经常去沈阳出差，1976年7月27日我从沈阳坐火车回北京，路过北戴河，我下车去海边游了一会儿泳，又坐火车回北京，路过唐山时我在站台买了一点儿点心，就接着坐火车回京，到家是晚上7点半了。半夜里（第二天凌晨3点48分）听见屋顶上“咚、咚、咚、咚”敲击声，我想哪个混蛋在半夜里敲楼板？后来还在敲，我一想，是地震，马上起来到另一间屋里叫我妻子赶紧起来，我把女儿（3岁）抱起来就冲到楼外广场上，那时邻居都还没出来呢， 我是第一个跑到广场上的。 

　　1977年6月王震副总理邀请吴仲华率队一起去西安视察航空工业，我们一起住在丈八沟国宾馆。 

　　1984年4月我们的超声速叶栅风洞建成。 

　　主管科研的方毅副总理来参观超声速叶栅风洞（照片），路甬祥院长参观叶栅风洞（照片）。 

　　我应聘赴西德宇航院任客座科学家，进行超声叶栅中激波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研究（1984年5月至1985年底）。在德期间利用我的假期访问了多个大学和研究所，包括冯.卡门研究所，Breugelmans教授还开车陪我去看了滑铁卢古战场。我还访问了法国国家宇航研究院，和著名学者J. Delery进行了激波边界层相互作用方面的学术交流。 

　　我由于自幼的家庭环境和就读于圣约翰中学，英语基础较好，在国外易于交流。 

　　1989年至1993年又三次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的共同资助，在德国Karlsruhe大学和德国应用数学与力学学会理事长J. Zierep教授进行合作研究。共住了21个月，其间应邀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和那不勒斯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工业大学、法国国家研究中心、Poitiers大学作学术报告。去作学术报告的同时也参观和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是学习。 

　　1994年起参加本所与日本三井造船株式会社的合作项目，多次访问日本，也应邀先后在日、韩四个大学作学术报告。1995年访问美国，1996年去埃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起多次得到国家科技部和波兰科技部、捷克教育部的共同资助与波兰科学院流体机械研究所P.Doerffer和华沙工业大学A. Szumowski教授以及捷克科学院热力学研究所R. Dvorak教授合作。  

　　1990年起，先后组织了8次国际学术会议，担任会议秘书长（见照片），由此与众多国际学者交往，和其中的不少人成了挚友。我先后到过国内四十多个城市和国外二十八个国家一百六十个城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因公出差。 

　　1994年起担任Journal of Thermal Science的执行主编，该刊2004年起被Ei收录为核心刊物，2007年起和Springer出版社合作，2008年起被SCI收录。现在每年收到国内外大量稿件，只能刊登来稿的八分之一左右。热科学学报每年被全文下载的文章约四万篇次，现在每期刊登的文章有一半来自国外。2008年我应邀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科协联合召开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作《热科学学报走向国际》的报告，也应邀在科学出版社召开的年会上介绍办刊体会。我的主要体会是：一定要严格要求，要一丝不苟。文章中不论是英语单词还是语法都不能有错误，而且要用英语国家的人习惯的表达方式。如果投来的一篇文章中有二十处小错误，我们就通知投稿人此文不被录用，因为这说明他的水平差或者他对文章不认真负责。如果文章中有四十处以上的错误，那么不仅这篇文章不被录用，这作者以后再投来的稿件我们就不审也不录用，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审他的稿件。为什么对来稿的要求是二十处以下的小错？因为即使比较认真，往往也还会有小错。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John Denton教授投给我们热科学学报的文章中我发现有十处小错，我给他发e-mail,很客气地向他指出这十个地方，问他是不是不太妥当。他给我回e-mail说：“我很吃惊，你说的都对，这十个地方都按你说的改。”当然，科研论文的学术水平更重要，一定不能糊弄、不能弄虚作假，要讲诚信。 

　　回顾以往几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但是很多时间搞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炼出大量废钢、一些地方饥荒。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经济建设停滞不前。1978年以后抓经济建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力增强。我觉得有国际国内的环境，有中国科学院的良好条件和支持，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