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山东高密，求学于北京，而在从管谟业到作家莫言的成长版图里，上海是一片绕不开、挥不去的魔幻“高粱地”。

1987年至2009年，《球状闪电》、《红蝗》、《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木匠和狗》、《挂像》、《大嘴》、《麻风女的情人》、《蛙》，莫言共有11部作品首发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迄今为止，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不下30种，包括他的11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系列，甚至散文，包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小说《蛙》。

早在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几天，作家、《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就曾公开“打赌”说“莫言获奖”。这不是猜谜，而是他认为莫言的水平足够拿诺奖，“莫言的创作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同步的，其表现手法、思想内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绝不是乡土文学所能够概括的”。眼下，当莫言果真荣获诺奖，叶开更是直言：“这即是对莫言的认可，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30年来成就的肯定。”

在叶开看来，理解莫言的作品，不妨循着这样两条线索：一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所谓残酷现实主义；一条是浪漫主义的，比如《红高粱》。而这两条线索到了莫言2006年的作品《生死疲劳》时已经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这表明作家经过二三十年的探索，写作水平相当高了”。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毫不讳言对于莫言的尊敬：“从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后震惊文坛起，莫言作品所提供的中国经验，诡谲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以及充满意象、诗意和幽默的独特叙事，都令人赞叹。尤其要指出的是，莫言笔下的文学形象、文学母本，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立下了汗马功劳。”

“莫言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有着将近30年的渊源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在《小说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微型小说，千把字。当时我是《小说界》的编辑，他则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生，署名用的还是原名管谟业。印象中那个时候的莫言并不十分冒尖，真正锋芒毕露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

到今年为止，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不下30种，11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系列，散文，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莫言的作品真就是从他的家乡胶东大地高密东北乡‘长’出来的。他从小受奶奶讲故事的影响，将口头文学的色彩带到文学创作中来。同时，他的创作并不封闭，源源不断地汲取了拉美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派的营养。及至他最新的作品《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力图在原有创作基础上的突破，比如取材体现出对乡村医生命运、对当代中国计划生育的思考，形式上则将书信和剧本糅合为一体，令人耳目一新。”在郏宗培看来，莫言的作品有着难能可贵的锐气，尽管难免也会惹来争议。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在2000年为出版短篇小说集而找到了莫言。“当时文坛最热闹的是长篇，所以大家都盯着长篇，但我认为，短篇小说对于中国文学传统来说非常重要。这个想法与莫言一拍即合。那一年，我出版了他的3本短篇集。至今为止，在我手里共出版了莫言的16本小说，收入了他所有已经发表的小说。从个人角度而言，《天堂蒜苔之歌》是我最爱的作品，那种深刻的愤怒和苦难深深打动了同样北方农民出身的我。最折服我的则是《酒国》，读完《酒国》，我就说‘仅此一书莫言足以比肩任何一位文学巨匠，立于国际文学殿堂矣’。莫言的创造力、想象力，他对民间经验的那种熟悉和充满张力的呈现，的确都是世界一流的。”

曹元勇说，在十几年的交往中，莫言都是自己由衷敬仰的大师，但生活中却亲密如兄长。“每次赴京，莫言从来不让我去饭店请客吃饭。他总是说，吃饭就得在自个儿家里吃。我们都是北方人，都喜欢吃饺子。有一次，天色已晚，他硬留我说‘包饺子包饺子’，一边儿让嫂夫人赶紧和面，一边儿撸胳膊挽袖子，他自己下厨剁馅儿，结果，一着急把手指头剁了个口子，血直往外冒，见我神色紧张，他却大笑起来。说，今天吃到的也算是‘天下第一饺子了’。”

得知莫言获得诺奖，曹元勇抓起手机就发了条祝贺短信：“这个最热闹的时候，是兄弟就不去电话打扰他了。啥也别说，啥也不用说，都明白的。”

（原载于《文汇报》 2012-10-12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