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钱伟长的一次演讲登上杂志，作为卷首篇。从中可以窥见他60年科研的心得。“不要做刀匠。要做屠夫，去找最合适的刀，去杀最难的问题。”钱伟长告诫听众。

“做一番事业，用的工具要恰到好处，目的是解决问题。”他说，“就像屠夫杀猪要用好刀，但这把刀刚好就行，不要整天磨刀，欣赏刀”。“杀最难的问题”，这是这位科学家的秘诀。力学家李家春院士说，钱伟长的力学成就，就在于他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二十世纪航空航天的兴起，催生出一系列力学难题需要解决。冯·卡门以及他的许多学生，面对着制造飞机和火箭的种种不确定性，需要创造性地利用数学工具。

钱伟长和钱学森等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取得了科学的成功。飞机火箭上天作为成功的标志，这才是学术的硬道理。

关于这一点，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也有过论述。他这样描述半个世纪前导师辛格和冯·卡门遵循的研究逻辑：“他们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钱伟长写道，“Synge教授甚至说：你们应该有捏着鼻子跳进海洋的勇气，但应该懂得避免淹入海底，懂得在完成任务后爬上来，寻找新的物质运动的主题。”

从导师那里体会到的学术精神，钱伟长秉持终身。他曾经说过：“我没有专业”，但他同时又自我评价说：“我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这份自信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在解决问题，在“做屠夫”。

正因为他解决了问题，后人评价钱伟长，提到的不是他发了多少篇SCI，而是他做出的实在贡献。比如说，他的摄动理论和变分理论，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可以简化大量计算。少了他的成果，中国制造的飞机就上不了天。

他研究坦克电池，没出什么论文，而是建了一家电池厂；他研究汉字计算机编码，也没出论文，出的是一套“钱码”；他研究河口冲淤，也没有出论文，而是把灾害消灭掉了。

就如他曾经告诫学生的，在选题上“目光要远大一些，不要去搞那些没有应用背景的雕虫小技。”

要有“应用背景”，不要搞“雕虫小技”。这对于如今的中国科研，无疑是一付对症的药。

科研有两种做法：一种着眼于“出论文”，一种着眼于解决问题。如今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在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下，大多走的是出论文的路子。抱着“捞一笔再说”的心态，科研人员拼凑一些浮夸的课题，生产一些谁也用不上的论文。

换做钱伟长的话说，大家都在磨刀，并且假装欣赏刀。一群猪还在圈里安然无恙。对于科学界的南郭先生来说，磨刀是最容易的。只要写一篇《新的磨刀方法》就混成功了，管它能不能捅死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