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年前在送别孙先生的追悼会上，已经很虚弱的您坐在轮椅上，用颤抖孱弱的声音和与您相伴了一生的爱人道别：“璧媃，你先安心去吧，在那边等着我！不久我们就会再相见的！”声音虽轻但语气坚定，让站列在两厢的后辈们听了悲痛无措，久久无法忘怀。两年来，日渐虚弱消瘦的您大多在轮椅和病床上度过。握着您那瘦骨嶙峋的手，来看望您的人心里既难过，又暗暗盼望着您能渐渐康复。可是，严老师，今天，您平静而又安详地离我们而去了。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会降临，但目睹这一切，眼睛还是一下子湿润模糊，不能自已。嗓子里犹如堵了一大团异物，纵有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何处说起。

　　慢慢静下心来，回想起三十三年前，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就是我，来到当时名扬海内外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所的“严东生”这个响亮的名声。在攻读完硕士学位后，我考取了您的博士生。按照您的意思，我的研究方向从快离子导体转向了超细氧化锆粉体的制备与烧结研究。当时您还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其他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职务在身，但即使如此，当您知道我对陶瓷粉体的团聚和烧结问题有点心得的时候，在日理万机的间隙，回所后抽出空来约我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完成后，您又通读论文，进行精心地指导和把关，并推荐给当时所领导和其他相关研究者。

　　毕业后我听从您的安排，来到您组织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当时还叫开放实验室），算是最早在重点实验室的正式编制人员，在这里我继续就氧化锆粉体团聚问题、晶粒生长、显微结构发展和烧结致密化等课题开展研究。这期间您是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仍是那么的繁忙，为了科学院和硅酸盐所的工作，为学科的规划、项目的组织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等事宜殚心竭虑、关心备至。但您也没有忘记关心和推动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的发展，以至于后来我从事陶瓷固相烧结理论研究时，您还是不断地给予指导，一起探讨相关理论问题。我递交给您的学术论文，您在百忙之中还是那么认真地阅读，逐字逐句地精心修改。您严谨的学术作风，对问题深入思考的学术态度和高超卓越的英文水平，令学生我十二分地敬仰，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后来您作为材料与化学界的前辈，敏锐察觉到纳米科技在全球的兴起，于是和高校的一位科学家共同发起我国关于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的研究，组织并实施了国家第一个纳米科技的攀登计划，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青年研究骨干。

　　时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您已是八十岁高龄了。是您又亲自倡导并安排在我所开展关于介孔材料的基础研究，由我作为负责人，带领几名青年学生开始了一个全新方向的研究。要说现在我们在介孔复合结构的非均相催化材料，以及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的药物控释和靶向输运等方向上有一点科研的成绩，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也是您当年的安排、指导和鼓励的结果。

　　严老师，您的一生横跨了北洋、民国和新中国等各个历史阶段，见证并亲历了我国的历次动荡、变化，以及近三十年来的伟大崛起。您作为新中国刚成立就回国工作的老一辈科学家，在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化学与材料学科的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您对科学事业执着追求，古稀之年领导研究所乃至全国的结构陶瓷研究，年过八十在研究所部署基础研究的新方向，年届九十还在领导我所人工晶体的有关研究和国际合作。但是相比这些，作为您的学生，我更为您高尚的人格魅力、堪称楷模的道德典范、认真严谨的学术风范、平和谦虚的处世风格和与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所折服，并受到极大的影响。您对上从不媚俗讨好，对下从不居高训斥，对待同事学生平等和蔼。您领导了那么多的研究项目，但最后在获奖名单里您的名字要么没有出现，要么放在了最后。严老师，您高尚的人格、对事业的执着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将把它作为一生的财富去珍藏和铭记。

　　严老师，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我常常回想起我刚刚博士毕业时，在您的办公室听您关于博士毕业后应该留在国内开展工作为国效力的谆谆教导；回想起您把每期的Nature 和Science的相关文章转给我们参考借鉴；回想起我取得一点点学术成绩的时候您对我的褒奖鼓励；回想起我在德国不长的访问工作期间，读到您给我的回信时的内心激动；回想起我在担任硅酸盐所所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期间您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还回想起，在您八十和九十大寿时，您的音容笑貌和乐达幽默的答谢致辞：才八十呢，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着我；人生九十才过半嘛……我更记得，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还是有负于您的殷切希望，让学生内心一直愧对您对我长久以来的期待和包容。

　　严老师，让我再叫您一声老师！您是我终身的导师，是学术的导师，更是人生的导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