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你可能也见过年已89岁仍能劳作的老人，他们或在田头薅草，或在家中做饭，你看见后会很意外，会向他们投去惊奇和钦佩的目光：天呐，89岁了还能干活？多精神的老人！

可我估计，我若是告诉你，有一个89岁的外科医生，仍能上手术台为病人做肝胆外科手术，有时一天还能做3台时，你一定会皱起眉头对这话表示怀疑：哥们儿，太夸张了吧？给我讲神话？！

我当初和你一样：不相信！

因为谁都知道，外科医生要能做到术前准确诊断、手术做得精致、术后治疗得当，并不容易，其最佳年龄是35-60岁。35岁之前，手术本领很难达到精妙；60岁之后，体力、眼力、手的灵活反应能力又大大降低。站在手术台前的外科医生，除手术本领之外，还需要有很强的体力、绝好的眼力和一双灵活的手。因此，聪明的外科医生过了60岁，大都会“封刀”，会有意让位给弟子来做手术，自己在一旁出出主意，以免失手毁了名声；而聪明的病人，一般也不找过了60岁的外科医生动手术，怕他们力不从心出意外。开腹做肝胆手术是大手术，一个89岁的老人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手术？

所以，我最初从文字材料上看到89岁的吴孟超还在做肝胆外科手术时，我的本能反应是：吹牛！

因此，我今年2月下旬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看吴孟超做手术。我心中想的是：我一定要看出个真假来！

没想到校方和院方都痛快地答应了。那个上午，我被告知今天可以看吴孟超做手术。我带着一睹究竟的急切到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在一位医生的带领下，领取一套消过毒的隔离服，走进手术医生的换衣间。

这时，我看见了吴孟超。这之前，我只是在报刊书籍里发表的照片上见过他。

他也在换衣服。和照片上的他相比，他少了伟岸和威武，真实的他就是一个身材不高、体态偏瘦的普通老人。

我注意他换衣服的动作。不慌不忙，有条不紊。但那动作里，也有老年人特有的那种“慢”。

换好衣服的他向手术室走去，我急忙跟上他。他走路的动作让我略有些意外：两脚迈得很快捷。从背后看他走路，猜不出他已89岁。

手术室总共有10间，他的那间在最里边。我们走进手术室时，要做手术的病人已躺在了手术台上，他的助手们已做好准备，器械护士也已就位。

“大家好！”他一边跟大家打招呼一边掏出手术专用的眼镜戴上，开始麻利地戴上手术手套，然后走到墙前去查看病人的CT片子。陪我进来的医生低声给我介绍道：这是他最后一遍看片子，其实这片子他已看过多次，而且昨天他还亲自去B超室为病人做过B超检查。

他开始向手术台走去，眼中浮起严肃郑重的神色。我注意到他双脚踏上了一个约20厘米高的木台。陪我的人附耳轻声告诉我：他身高只有1米62，那木台是为他特制的。站在手术台前的他和在换衣间的他有了明显的区别：老态一扫而光，一副昂然冷峻之状。随着他的眼神改变，手术室里的气氛也骤然一变：一股紧张弥漫开来。

他站的是主刀的位置，看来他是真的要亲自为病人做手术。

他双手开始伸进病人的腹腔进行探摸，他的眼睛未看触摸的部位，好像全凭手的感觉……

他简短地发出指令：止血！

他的一只手朝器械护士这儿一伸，一把手术刀已准确地放到了他的手中……

有血喷出来，气氛更显紧张，他威严地说了句什么，喷血骤然停了……

一块血乎乎的东西被他放到了托盘里……

他的全程表现和全部动作，像极了一个50多岁的外科医生。一个人一下子显得年轻了几十岁，这真是神了！

是不是对老爷子的表现感到奇怪？护士长程月娥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笑着说：“吴老平日开会要吃降压药，可一上手术台开刀，血压立马正常了。平日拿笔签字手会抖，可一拿手术刀就不抖了。他平日脾气好，可一上手术台就急得不得了，还有一点霸气，完全像一个年轻人。”

又一个病人被推了进来。

他走下手术台，走近第二个被推进来的手术病人，先是亲切地摸了一下对方的脸，然后轻声说：别害怕。病人很激动地答：有你在，我啥都不怕，你给我动手术，那是我的福气。他无声一笑，向休息室走去，开始两台手术间的短暂休息。十几分钟以后，第二台手术就要开始……

眼见为实。一个89岁的老人在这天上午为两个病人动了手术，耗时3个多小时。而且都非常成功。这就是说，文字材料上说他只要在医院，几乎每天都要为病人做手术的事不是吹的。

我不能不信！

接下来，我就特别想弄明白：他，吴孟超，已经功成名就，已经获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已经获过中央军委授予的“模范医学专家”称号，什么样的荣誉都有了，为何还要如此辛苦自己？为何不歇息歇息，享一享晚年之乐？

我是第三天下午向他提出这些问题的。

他照旧一笑，他的笑容里带着一种温暖和真诚。他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的工作岗位是手术台，我从二十几岁上手术台，已经几十个年头了。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氛围甚至气味，只有在手术台上，我的心里才踏实，才舒服，才痛快，才能从心里感受到，我虽然年纪大了，可对于国家、军队、百姓还有些用处，才觉得浑身都来了劲。再说，我也希望和年轻人在一起，做手术时我的3个助手加上护士和麻醉医生，都很年轻，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有时聊聊天，说说话，我很开心，觉得自己身上也添了活力，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代。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外科医生带学生，不上手术台是不行的，你想要多带出好学生，你就必须上手术台。最后一个原因，是有好多病人希望我亲自给他们主刀，他们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了他们。总之，只要我身体好，只要我还能干，就坚持做到最后，如果有一天真倒在手术室里，倒在工作岗位上，那我会感到幸福……”

我默望着他，我没想到，有人如此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

吴老手术室的护士长程月娥告诉我：“吴老到这个年纪还做手术，作为护士，从近处看他，其实是能看出他的累来。有一天，因手术时间长，出汗多，他下手术台时双腿都有些打晃，我扶他在手术椅上坐下，轻声问他，很累吧？他沉默了一刹那，才叹口气说，唉，身上的力气越来越少，哪能不累，看来，我的有生之年是不会多了，小程，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这手术室里倒下去了，你不要慌张，你知道我爱干净，记住给我擦干净些，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污的狼狈样子……我一听他这话，眼泪立马下来了，我说，你可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一定得长寿，还有那么多的病人等着你去救他们的命哩……”

（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吴孟超掌握了普通外科手术本领，开始思考自己在医学上的主攻方向时，他就注意到肝癌对中国人生命的威胁，所以当他的老师裘法祖建议他向肝脏外科发展时，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决定直面这个凶恶的敌人，在肝脏外科这个医学领域开辟向肝癌进攻的通道。

吴孟超是个不下决心便罢，一旦下了决心就要付诸执行的人。当年，17岁的他在马来西亚诗巫下了回国抗日的决心后，和其余6个同学一起，历尽千辛万苦，时而上小舟，时而登大船，绕道西贡、河内，坐车、步行交替，栉风沐雨，终于回到了国内。后来，他在同济医学院毕业后，下了当外科医生的决心后，尽管主管分配的人嫌他个子小不同意，让他去小儿科，他还是想尽办法如了愿。再后来，他下了和恋人吴佩煜结婚的决心，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机智地想主意，在上海办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如今，既下了主攻肝脏外科的决心，他便立刻开始行动。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和同事方之扬一起，翻译美国人Henry Gans于1956年写的《肝脏外科入门》。为了尽快把书译出来，他在得了细菌性痢疾，高烧40度住进隔离病房的情况下，仍在为一个词一句话的译法琢磨。病情稍轻，他就让妻子把书和英文字典拿到了病房，在病床上译了起来。1958年5月，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

接下来，他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建议组织攻关、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决定成立由他和张晓华、胡宏楷两位同事参加的三人“攻关小组”。

紧跟着，他带领两个同事开始研究肝脏解剖理论。用他的话说：做肝脏外科当然首先要了解肝的解剖，肝分左右两叶，人云亦云，我决定亲自看看，直接摸摸……为此，他和他的两个同事一起，经过数十次实验，先后做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在制作标本熟悉肝脏血管走向的基础上，他摒弃肝分左右两叶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肝分左外、左内、右前、右后和尾状五叶、左外叶和右后叶各分两段的“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

1960年3月1日，经过理论武装的他们，终于成功地进行了首例肝癌切除手术，实现了肝胆禁区的手术突破。

但吴孟超没有沉浸在这次成功的喜悦里，他接着又发现了术后肝脏的生化代谢规律，发现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进行了肝中叶癌瘤切除术。1974年，在吴孟超的极力要求下，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有了独立的肝胆外科病房。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巨大考验和巨大成功就同时来到了。

1975年1月3日，肝胆外科门口来了一个40来岁的男人，这人的肚子大得惊人，像个怀孕十月的女人。他双手捧着肚子，痛苦万分地说：求神医们救命！病人叫陆本海，安徽舒城人，他老家的医院说他得的是肝癌。吴孟超和同事们为他做了仔细的检查，最后断定他腹内长的是一个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这种病最理想的治法是手术切除，但手术难度很大，极容易造成大出血，使病人的生命不保。国外也没有类似的手术成功记录。当时国外把直径4厘米的肿瘤称为“巨大”，美国斯隆·凯特林肿瘤研究中心对一例45×25×25厘米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只是做了剖腹检查，并没有切除。

咋办？切除还是不切除？

吴孟超决定干！他们针对陆本海的病情，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并对可能的意外做了急救准备。学校和医院也全力支持，调集了几十名医护人员从各个方面给予协助。

病人的腹部正中被勇敢地划下了第一刀……

那是一场危机四伏惊心动魄的战斗。当切口完全打开，一个超大瘤子在无影灯下猛然显露了出来，只见它上部顶入胸腔，下部浸入盆腔，活像一个怪胎。看着这个罕见的瘤子，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都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手术整整进行了12个小时，最后一刀下去，超大的瘤子离开了人体。一个助手双手抱住那个瘤子，小心地将它抱出了手术室。一测之后才知道：瘤体重18公斤，体积为63×48.5×40厘米。它是至今为止国际文献报道的最大的被切掉的血管瘤，为世界之最。

11天之后，病人开始下床活动。

一个月后，病人体重增加了7.5公斤。

一个半月后，病人痊愈出院。

直到今天，陆本海还在健康地活着。

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了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收获了一个巨大的成功。紧跟着，吴孟超又开始了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首创了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功酶等先进的肝癌早期检测方法；提出了巨大肝癌二期切除、肝硬化肝癌的局部根治性切除、肝癌复发再手术的肝癌外科治疗概念；并率先开展小儿肝脏外科研究……

吴老在长期和肝癌作战的过程中还意识到，肝癌光靠开刀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出导致肝癌的病因和机理,进行综合治疗。他在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在临床上开展了肝癌的介入治疗、微创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和病毒治疗。

由于他的努力，肝癌在早期诊断、外科手术和综合治疗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目前，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上升到98%以上；小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提高到79.8%以上，一些人术后已存活30多年，最长存活已达45年；晚期肝癌术后五年生存率，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今天的53%。

（三）

2010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上午，两个女士拎着CT片子满脸焦虑、脚步匆匆地走进了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半个小时后，她们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位医生的陪同下，站在了吴孟超的面前，其中一位急切地递上手中的CT片子，说：“这是我哥哥的肝脏片子，麻烦吴老看看，我哥哥几个月前发现患了肝癌，你看还能不能动手术把肿瘤切了。”吴老仔细看完后说：“可以呀，可以切。”那女士一听这话忽然哭了起来，说：“我们原来送哥哥去一家医院，那家医院没有征得我们同意，就把他收进了肝移植病房，3天后告诉我们，肝上的瘤子包着血管，无法取，病人需要做肝移植。并说他们手上有两个供体肝，和我哥的肝能配上型，一个是好肝，40万元；另一个是带有乙肝菌的肝，可以便宜到20万元。我们根本没有换肝的思想准备，更没有那么多钱，只好说不换肝……”

吴老一听就怒不可遏，猛地站起来说：“怎么可以如此对待病人？这个手术我来做！ ”

42天后，病人平安出院。今年2月28日上午，笔者见到了病人的妹妹和妻子，她们说：“病人很好，我们遇到吴老算是遇到了活菩萨，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待我们就像他的亲人。他不收礼物，我们无以为报，只能祝他老人家长寿了……” 这就是吴孟超和患者的关系！

类似的故事，在吴孟超的行医生涯中，不知已发生了多少。

香港的洪兰珍女士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生告诉她只能活3个月。丈夫不忍看她等死，四处打听，知道上海有个专治肝癌的吴孟超，就想来上海求医。可他们家住香港的贫民区，钱少，丈夫无力陪着，洪兰珍只好一人来了。吴孟超接诊后，前前后后共为她动了3次手术，终把她救了过来。8月15日中秋节那天，洪兰珍正躺在病床上思念香港的亲人，只见吴孟超和夫人一起提着一盒月饼来到她的床头，含笑说：“我想香港人和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差不多，所以买了盒上海产的广东月饼，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洪兰珍的眼泪顿时下来了，她紧紧握住吴孟超的手说：“怪不得大陆老百姓都称解放军为亲人，你们待我真是比亲人还亲呀……”

一位福建籍的许姓老人，身患晚期肝癌，因为四处买药治病，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为了不再拖累家人，他孤身来上海寻找求医的机会。他在上海流浪许久，才在别人的指点下找到了吴孟超所在的医院，当班医生见他面容枯槁，衣衫褴褛，钱带的也不多，根本不够住院所需的费用，便请示吴孟超：收不收这个病人？吴老的回答毫不含糊：收下！吴孟超亲自为他做了手术。当老人的家人知道他开了刀治了病还活着时，忙带着家中仅有的几只鸡来到医院，见到吴老就跪倒在地，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吴孟超说，一个医生，只有好医术，成不了名医；世上所有的名医，都同时还具备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仁，对病人有爱心。他至今还记着自己的老师裘法祖说过的一句话：医生治疗病人，就等于要将他们一个个地背过河去。

（四）

吴孟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刀法再精，能治疗的肝癌病人也有限，必须不断地培养人才，建成一个强大的医学攻坚团队，才能持续地向肝癌发动攻击。

他慧眼识珠，特别善于发现人才。王红阳不是“吴门嫡传弟子”，只是他在一次中德医学协会学术年会上偶然发现的一棵苗子。当时，王红阳还是一个消化内科医生，被临时抽调到会上做会务工作，她冷静的头脑、严谨的作风、好学的精神、扎实的英语功底给吴孟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这个女子是一个可造之材，值得培养。于是他就问王红阳愿不愿到德国进修学习。王红阳脱口而出：当然愿意。没过多久，吴老就与裘法祖教授联名写信推荐她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王红阳未负吴老希望，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期间，做出了突出成绩。吴老每次到欧洲开会，都会专程去看望她。每次看望之后，吴老都会不失时机地说：希望你将来能到肝胆医院工作。王红阳被吴老的真诚感动，苦读10年回国时，提出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建立一个与德国马普研究院的合作研究中心，专门研究生物信号转导问题。之后，她带着250万元经费及一些仪器设备和技术员，来到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主持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工作。如今，她在肝癌等疾病信号转导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荣获亚太女科学家奖。

吴孟超带出的博士郭亚军告诉笔者：“你别看吴老年纪大，可他的观念新，人极为开明。”1989年，吴老送郭亚军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郭亚军到美国后，于1991年开始主持肿瘤转移免疫治疗研究室的工作，有了实验室和数目可观的科研经费。那年，吴老赴美进行学术交流，特地去看郭亚军。两人就中外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的事情，进行了彻夜长谈。吴老当时大胆设想，能不能让这些学者在进修国和祖国同时拥有实验室，人两边跑，具体到郭亚军身上，就是在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建立一个与美国西方储备大学相应规模和水平的实验中心，由他和一些中美学者穿梭在中美两个中心之间，追踪国际前沿水平开展科研，培养人才，从而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关系。在吴老的努力下，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新落成的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大楼里，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宣告成立。此后，郭亚军就在中美两个中心之间飞来飞去地工作，使两个中心优势互补，很快出了一批成果……如今，吴老提出的这种模式，已被命名为国际科技合作的“哑铃模式”，在全国推行。

如今，吴老的学生都成了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每个人都带出了许多学生，都有了自己的团队，这许多团队加起来，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吴氏团队。吴老说，我这一辈子可能看不到肝癌被制服的一天了，但有了这个医学团队，就可以组成多个进攻梯队，前赴后继地向肝癌发起冲击，总有一天，肝癌会被制服，会不再危害国人。

（原载于《解放军报》2011年05月04日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