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幸福是一种选择。
人的一生中将面临多少选择？又有哪些选择将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幸福？
吴孟超，一个走过89载沧桑岁月的老人，一个有着55年军龄的老兵，一个入党55年的老党员，一个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医学家，他这样做出了回答：
“三个正确的选择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幸福。如果我不选择回国，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我不选择参军，我可能是个普通的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选择入党，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就像聆听一位老人深情地讲述着幸福的故事。
有一种幸福叫快乐
他为何能创造88岁主刀190台手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把共产党人的快乐和幸福生动地演绎成不老传奇
你相信吗？一位89岁的老人还能在4个小时内主刀做了两台手术。
记者目睹了这样一幕：3月21日9时，医院6号手术室。无影灯下，吴孟超开始为一名肝癌患者做肿瘤切除手术。探查、切除、打结、冲洗、缝合，一个个动作如电脑程序般精确；手术刀、止血钳、针线、纱布，一次次地在他和护士手中快速传递……1个半小时中，身高只有1.62米的他站在一个约20厘米高的小方凳上，双脚像钉在那儿未动半步。毕竟89岁高龄了，护士准备了一把高椅放在他身后，让他累了稍歇片刻，可手术中他身体没挨高椅一下。
你相信吗？一位89岁的老人竟还如此奔忙。这里记录的是3月21日至27日吴孟超紧张繁忙的一周：
周一，上午两台手术，下午3时坐飞机到北京参加全国肿瘤规范化治疗会议；周二，白天开会，会后立即赶往首都机场，晚上9时回到上海；周三，上午出门诊，下午开业务会；周四、周五，各成功完成了两台手术；双休日，到病房查房，在办公室撰写参加欧洲肝病年会的论文。两天后，作为特邀专家，他飞赴德国与会。
医院办公室人员统计，去年吴老参加学术交流，国内国外飞了48次。常常是晚上飞回上海，第二天上午就上手术台。
你相信吗？一位89岁的老人开始了人生的第四次创业。
在吴老办公室，他指着“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大楼的效果图，兴奋地告诉记者，未来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院也要同时在这里开工。“这两大工程总投资超过16个亿，找资金、做规划、上设备、抓进度，都得操心哪！”
说起这两项工程的未来，他很动情：“我已经89岁了，急啊！把这两栋大楼尽快建起来，中国从此就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肝癌研究治疗综合基地！那将为多少肝癌病人带来福祉啊……”
你不能不信，89岁的吴孟超书写了不老传奇。3月30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正式致函吴孟超：2010年主刀完成190台肝肿瘤切除手术，88岁的吴孟超，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耳闻目睹这一切，记者不禁开了一句玩笑：“吴老年轻得都让我们嫉妒啊。您一定有养生秘诀吧？”
吴老哈哈一笑：“说没有谁都不信。”“脑常用，手常动，管住嘴，常查体，心态平衡。”吴老说的这几条又确实无秘可言。
年近九旬，每天还承担着如此大的工作量，怎能不让人感慨：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片刻谈笑，吴老放下水杯，又走进手术室，开始了下一台手术。55分钟后，他摘下口罩，走下垫脚的小方凳，第二台手术结束了。记者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迈着轻松的步子，习惯性地活动着胳膊和手指。那样子快乐得像刚刚打了胜仗。
吴老用的6号手术室位于走廊的尽头，此刻其他手术室里还在忙碌着。走过每一间，他都隔着门上的玻璃向里面张望片刻，一丝微笑漾在他的嘴角，好像说：“老头子又跑到你们前头了！”
推开4号手术室的门，吴老见杨甲梅教授正在专心地做手术。站在手术台前，吴老踮起脚看着。见到老师探寻的眼神，杨教授会意地说：“要不，您来帮忙做？！”“好，好！”吴老连说了两个“好”。杨甲梅告诉记者：“做手术为患者解除病痛，是吴老一辈子最大的快乐！”
快乐是抗衰老的良药，快乐是年轻的“心经”。吴孟超说：“人，都会变老的。有的人年龄不老，精神状态已经老掉了；有的人年龄老了，精神上却保持着年轻。我觉得后一种人是幸福的。”在每天的奔忙中，吴老就是这样收获快乐和幸福。
有一种幸福叫成功
一年主刀190台手术挑战的仅是这位老人的体力吗
他把共产党人的大功大名刻在了老百姓的心中
对病人，这是一次生命的挽救。对吴孟超来说，这是他主刀14000例手术中的一次：
手术进行到一半，突然，夹在病人动脉血管上的止血钳意外脱落，一股鲜血像箭一样喷射而出，瞬间溅满了他眼镜的两个镜片。
“别慌！”吴孟超一边叮嘱助手，一边在看不见的情况下，凭着直觉和经验，用手指摸到那根血管紧紧捏住。护士立即用纱布擦去吴老眼镜上的血迹，助手快速用圆针绕过吴老紧捏血管的手指缝针打结，不料，针头一偏扎进了吴孟超的手指。“哎哟！”吴老疼得喊了一声。这是做肝癌手术的一大风险，患者大多数患有乙肝，可能通过血液传染。吴老站在那张小方凳上，一动都没动，镇定地又说了一句：“别慌，快缝！”
“吴老，停一停。”护士长程月娥无法预料这台手术还要做多久，催促吴老赶快处理扎破的手指，立刻打预防针。然而，吴老不理不睬。在手术台边跟随吴老20多年的程月娥知道，这个时候他是不会停下手术刀的。她只好走到吴老的身后，解开他的手术衣，为他注射预防针。
程月娥告诉记者：那一天，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吴老疲惫地放下手术刀后，用额头在身边助手的肩上蹭了蹭，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您很累了吧？”她扶吴老坐下来，轻声问。
“唉，力气越来越少了。”吴老把身子靠向椅背缓缓地说。
“太累了，就少做一点吧！”
“再累也得做啊，你看这个病人，才20岁，大学刚读一年，多可怜呀！”
沉默片刻，他低声接着说：“小程啊，我的有生之年怕是不多了。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不要慌张，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要给我擦干净些，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听到这，程月娥再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忙拦住吴老的话：“您可不能说这不吉利的话儿，您救了那么多人的命，一定能长寿，多少病人还需要您去救啊！”
这些年，劝吴孟超不要再登手术台的声音很多。老伴三番五次劝：“做了一辈子手术，眼看奔90岁了还没够啊，回家歇歇吧。”学生们劝：“您来手术室走一走、转一转就行了，不必再亲自上台主刀。”
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劝：万一失手，毁了你的名声，也砸了医院的牌子，当心“小河”里翻船呀。
论功论名，在世界肝胆外科领域，在中国医学界，吴孟超无疑是令人仰望的参天大树：
他提出肝脏“五叶四段”解剖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
他发明“常温下间歇性肝门血流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实施“中肝叶切除术”；
他创造了切除重达18公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世界纪录；创造了为4个月的女婴切除重达800克的肝母细胞瘤、肝脏手术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创造了肝癌术后患者存活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是，这一切功名在吴孟超心中都没有另外一种东西重要。程月娥说起这样一件事：“2009年8月，一名患者中肝叶长了一个碗口大的恶性肿瘤，许多大医院不敢收治。几经周折，找到吴老，吴老决定上这台手术。我急了，作为手术室的护士长，我知道这台手术的风险和难度，不想看到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于是就冲动地找到他问：吴老，对这台手术你究竟有多大把握？他说，这么大的肿瘤长在中肝叶上，风险很大。我听了就赶紧劝他：您年龄毕竟大了，冒这个险值吗？万一病人真的死在手术台上，可毁了您一世英名啊！一听这话，吴老立刻板起脸说：是我的名声重要，还是病人性命重要！吴老又一次完成了一台高难度、有惊无险的手术。3周后，看到这个一只脚已踏进鬼门关的病人，带着重获新生的笑脸出院时，我内心无比羞愧自责：幸亏吴老没有被我劝住，不然世上就没有这个生命了……”
吴孟超集大功大名于一身，不知有多少人向他讨教成功之道。
“假如做每件事，我首先想到的是它能给我带来多少功名，今天我可能就一事无成。为什么说党成就了我的事业，因为我们的党最看重的是你为国家和百姓做了什么。”在吴老的办公室里，看不到证书、奖牌、奖杯，而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却被他一面面挂在医院走廊的墙上。
有人说，吴孟超是座巨大的冰山，那些可以用奖杯、奖状记录的功名，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水面下有着这座冰山更伟岸的躯体——共产党人的品格！
有一种幸福叫富有
巨额捐赠和奖金为何他不给子女留一分
共产党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事业后继有人
医院的护士告诉记者，病房里偶尔还会听到病人这样的议论：
“明天的手术，听说是吴孟超给你主刀？”
“对啊！”
“预备‘红包’了吗？”
“也不知道这儿收不收？他那么大的名气，送多少好呢？”
“吴院士给你做，这可是福气啊！你快悄悄打听打听。”
在有些人眼里，吴孟超一定是个非常有钱的人。记者曾探问：“吴老，没人给你送‘红包’吗？”
吴老哈哈一笑说：“有啊，而且有的推都推不掉呢。”
记者：“人家给你送多少啊？”
吴老：“说出来你都不信，最大的‘红包’是4000万元。”
原来，这是境外一名富商在亲属得救后，向吴老捐的一笔善款，当年用在了建新病房大楼上。
吴老还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收了一个600万元的“红包”。那是2006年1月，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奖励了500万，总后勤部奖励了100万。
至今，不知情的人还会和吴老的女儿开玩笑：“你家发了，你老爸肯定分给你不少钱！”
当时，吴孟超的老伴吴佩煜也以为，这么大一笔钱怎么用，他得和家里人商量商量吧。没想到，从北京开会回来，吴孟超对钱的事只字未提；没想到，又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得知他把600万全部捐给医院培养人才，没给家人留一分。
吴孟超对记者说：我知道，你问的是那种“红包”。每当面对病人一面求你给他好好看病、一边往你手里塞钱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位来自安徽贫困山村53岁的病人，肝癌手术很成功。出院前，他和家人却愁眉不展，家里的猪、牛都卖了，亲朋好友的钱也借了一圈，可算了算手里的钱，离交医疗费还差不少。
就在这时，护士过来催他爱人去办出院手续。账单打出来，他们惊喜地发现，钱够了，还有富余。这是怎么回事？护士告诉他：“那天，你给吴老送‘红包’，你刚出门，吴老就让人把钱打在你住院账户上了。”听此，这位病人转身走向吴孟超办公室，推开房门扑通一声跪下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只能这样谢您了！”
许多时候，吴孟超对推不掉的“红包”都是这样处理的。
“我过过穷日子，知道贫穷不是幸福。”吴老常说：“金钱也不是幸福，人要成了‘钱奴’很可怜。”
人生的财富就是钱吗？吴孟超说，他的财富就两个字：学生！为此，他做到了“爱才如命”，他的学生王红阳清楚地记得：
1996年冬，德国北部非常寒冷。正在德国留学的王红阳接到吴老电话：“来德国开会，下午去看你。”天飘大雪，路有300多公里，担心74岁高龄的老师吃不消，“我去看您好吧”，王红阳忙说。“我上路了，傍晚就到。”放下电话等到天黑，又一直焦急等到夜里10点多，才听到吴老的敲门声，王红阳推开门看到，风雪中，冰霜结满了他的头顶，雪花把他瘦弱的身躯包裹得雪人一样……王红阳心里一热，眼泪流了下来。
刚一进屋，吴老就说：“我来，是请你回去。”见她没有马上答应，吴老又接着说：“回去吧，我帮你建最好的实验室……”看着老师充满期待的眼神，想起出国前吴老的嘱托：“中国是个肝病大国，有那么多老百姓需要治疗……”王红阳当即表示：“请吴老放心，我会尽快回国。”得到肯定的答复，吴老脸上顿消一路奔波的疲惫，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
吴老的“财富”岂止一个王红阳。行医半个多世纪，他桃李遍天下。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刘振全介绍，王红阳如今也同吴老一样成了院士，半个世纪以来，吴老的学生一茬接一茬，撑起了中国肝胆外科半壁江山。每当听到学生们取得新的成果，他总会做两件事：打个电话叮嘱学生“别满足”；晚饭时端起酒杯喝两盅。
这时，看到他那幸福和陶醉的样子，本来不想让他喝酒的老伴也常常难以启口。
有一种幸福叫本色
身为一院之长为何要为一个纸杯立“规矩”
他像过自家日子般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算账
这样一个细节，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很是意外：
医院会议室里，公务员董军给每个记者用一次性纸杯泡了一杯茶。转身刚要走，陪同采访的医院政治部干事张鹏叫住了他：“给我也倒一杯。”董军看了看吴老，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
记者心里嘀咕，这个公务员怎么回事……
事后，张鹏向记者解释：“不怪小董，吴老有规定，病人和客人可以用一次性杯子，院内的人喝水自带杯子。小董为这事，没少挨吴老批。”
此后采访的日子，记者观察到：
晚上，吴老在办公室加班，他头顶上的4个灯管，只亮了两个；
开会的人走了，会议室的灯还亮着，他批评了公务员小董；
他的案头上，医院的文字材料是双面打印的；
午饭时，他切断一根香蕉，把没吃的那半根递给身边的护士：“吃了吧，别浪费。”
一年收入六七个亿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作为一院之长，有必要给一个纸杯立“规矩”吗？不知多少人委婉地劝过吴老。
每一次，吴孟超总是这样反问：“在家里你用一次性纸杯喝水吗？你家屋里没人也开着灯吗？在‘小家’当好孩子，跑到‘大家’当阔少，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说起本色，吴孟超难忘那次美国之行：1979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邀请了吴阶平、陈中伟、吴孟超和杨东岳4名中国专家，由吴孟超代表中国作学术报告。临行前，国家卫生部的同志一脸歉意地说：吃住行8天就这4000美元，确实太少了。4人商量，期间由吴孟超当“生活总管”，过“低调”生活。他们住是“有床则安”，行是“以步代车”，吃是三餐简单……8天下来，带去的钱只花了一半，省下的2000美元回国后全退给了国家。
然而吴孟超，这个生活上极其“低调”的小个子中国医生，在这次世界外科医学顶尖级科学家的聚会中上演了极其“高调”的一幕。有些发达国家的代表认为中国肝胆外科落后，临时商议决定将吴孟超的发言时间由15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吴孟超据理力争，说服了大会主席。发言一开始，他仅用一个数字就征服了世界同行。在他前面发言的两名外国专家加在一起只做了18例肝癌切除手术，而吴孟超一人就完成了181例，其手术死亡率之低，术后患者生存时间之长，让会场上惊讶声与掌声响成一片。
百丈高树倒于朽，千里长堤溃于穴。吴老常说，共产党人做事要先做人，做人靠心中有本良心账。这本账，吴老算了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只有一个答案：守住共产党人的本色。
2005年冬的一天，机关的同志通知：“吴老，明天的手术给你停了。”
“为啥？”吴孟超反问道。
“国家科技部来人了，对你参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进行考核，上午要找你谈话。”
“手术还是不要停，谈话推到下午好不好？”
“吴老，不太合适吧。这对你对医院都是大事啊。”
“手术不能推。”吴老没留商量的余地。
机关的同志面露难色，转身走了。这是个什么病人？吴孟超为何如此看重这台手术？
第二天上午，手术如期进行。病人肝上的肿瘤已有排球大小，吴孟超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4个多小时，手术很成功。
下午，吴孟超接受国家科技部组织的考核时，有人问了一句：“吴老，上午给谁做手术？”
“一个来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啊。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听此，考核组的同志感慨：对您我们多考了一项，内容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一个纸杯、半根香蕉、随手关灯……见证的都是吴老执着地坚守，把党的事业当做自己家的日子过，把人民的需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本色。第二军医大学政委陈锦华对记者说：“吴老不老的奥秘，就在于他一辈子都按自己的本色做‘真我’，所以他快乐，所以他幸福！”
有一种幸福叫信仰
那一刻他为何大醉，那一天他为何痛哭
共产党人心中永远不能熄灭那簇圣火
“吴爷爷，您是菩萨转世，您心中一定有一团火……”这是一个叫王甜甜的女大学生，对吴孟超的解读。
那些天，甜甜家的日子，变得无比苦涩。甜甜的肝脏中部长了个足球大的血管瘤，已危及生命。为救女儿一命，家里卖掉了房子，跑了许多大医院。甜甜的妈妈是名纺织工，一辈子都是站着上班，那些日子见到医生就下跪……然而，不是没人敢治，就是建议做肝移植，可是家里再也拿不出30万元的医疗费了。
绝望中的甜甜在网上发帖：“谁愿出钱救我，我愿‘典身’10年！”热心的回帖中有了这样一行字：“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有个吴孟超教授，他也许能救你。”见此，一家人连夜赶往上海。
“不做肝移植，用手术切除肿瘤，救孩子一命。”吴老做出了这一决定。吴孟超和姚晓平共同主刀，手术从上午8时50分做到晚上7时。两天后，甜甜醒来时，站在她病床前的吴老带着慈祥的微笑说：“甜甜，你没事了。”从此，甜甜把9月24日作为“生命再生”日，选择这一天和自己的心上人举行了婚礼。
在第二军医大学的一次党委会上，有一个话题被提了出来：吴孟超精神是什么？
此刻，这个学校领导十分熟悉的老人，似乎变成了一道美丽的方程式：等号的这一边——他是杰出的医学家，以其医术之精，科研、育才、成果之巨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等号的另一边——他是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感动了无数人……
其大功，其大德，为何在吴孟超身上如此和谐？大家想到了去年吴老在井冈山红军烈士墓前，流着眼泪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共产党人心中的圣火永远不能熄灭！
吴老心中的圣火是什么？他向记者说了两个字：信仰！是谁点燃了吴孟超心中的圣火？他说起了人生中难忘的两次大醉。
一醉——共产党救民族于危亡。
1939年，吴孟超在马来西亚一所中学毕业了。身为班长的他，提议取消毕业聚餐，将省下的钱寄往延安支援抗战。不久，一封署名“朱德、毛泽东”的感谢电送到了学校。读着电文，17岁的吴孟超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我要回国！回国后，因去延安受阻，他只好辗转求学。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他耳闻目睹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救民族于危难。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成都，他和同学们欣喜若狂，奔上街头，举杯欢庆，平生第一次喝得大醉！
二醉——共产党给国家以希望。
1949年，上海解放的那个早晨。推开窗，他看到的是夜里开进上海的解放军官兵露宿街头，秋毫无犯；走上街头，他看到的是饱受列强欺凌的人民，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奔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游行结束，几个年轻人举杯畅叙，共产党给国家带来了希望。“我要参军，我要入党……”这一天，他平生第二次喝得大醉。
信仰的圣火在吴孟超的心中点燃，越燃越旺。即使遇到风雨，他仍然坚定不移，执着不变。
1969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吴孟超的妻子吴佩煜听到一阵压抑的抽泣声。她打开台灯，发现吴孟超泪流满面，不由吃了一惊：这是他们相识1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爱人流泪，是什么让他这样伤心？原来，“文革”开始后，吴孟超因受华侨身份牵连，党支部停止了他的组织生活。
委屈、伤心，他一夜未眠，痛苦思考：对我来说，共产党员不仅是身份，更是心中的信仰、灵魂的寄托！他做出两个决定：每月如期交党费，每周给党组织写一份思想汇报。4个多月后，吴孟超恢复了组织生活，并被选为支部委员。
说起这些往事，吴孟超感慨万分：“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
时至今日，吴孟超担任院长已经16年，医院年收入从起初的7000万元增加到今天的近7亿元，年收治病人从不到1万增加到13万人。医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吴孟超也感受到了发展之“痛”的挑战。
一次吴老查房，在一位农村妇女的病床前眉头皱了起来。他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问道：“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
“现在术后抗感染，别的医院都用先锋，我也给她用了！”
“什么别的医院？”吴老一听就火了，批评道：“都说看病难、看病贵，这么看，能不难、能不贵吗？”
见医生低下了头，他缓和了语气：“这位病人术后没有感染，用青霉素，效果好，又便宜。老百姓有几个钱不容易，你站在她的角度就想得通了。”
近两年，吴孟超很为一件事操心。建设“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院，经费还有缺口，他四处求援。为此，全院上下都跟着着急。但是有一条建议，谁提他跟谁“急”。
“吴老，别守着金山去讨饭了。咱们的肝癌手术收费与别人比，太低了，稍放开一点价格，钱就来了。”
吴孟超非常清楚，医疗费涨个一两万，对有钱人不算啥。对许多老百姓来说，就会有人进不了医院的门，上不了手术台，甚至失去生的希望。
所以，别人千说百劝，吴老拒绝涨价的理由都是这一条：“老百姓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说到底就是因为这个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发展为了谁？如果大楼建高了，盖好了，而老百姓却看不起病，我吴孟超不会开心啊……”
这么多年来，吴孟超手术时不怕麻烦，坚持用传统的针线为病人结扎血管、缝合。他说：“用进口吻合器结扎血管，医生省事了，可咔嚓一下，上千块钱就没了。一台手术咔嚓几十下不算多，老百姓要多花多少钱？我吴孟超用针线则分文不收！”
为了给病人省钱，他做了三条规定：只要确保疗效，用药能用便宜的不用贵的，能用国产的不用进口的；不准给病人过度检查，做B超管用，就不做CT、核磁共振；病人在其他医院做了影像检查，只要能看清楚，就不让病人在本院重做。
谁把人民群众举过头顶，老百姓就把他捧在心里。3月13日，一位来自安徽名叫郑国强的病人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吴老，您高龄还在岗，为党、为人民辛勤忘我工作，我们衷心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向您行鞠躬礼！”
读着一封封这样的来信，眼前就浮现出一个个因他的双手而重获新生的患者身影，吴孟超怎能不快乐和幸福呢！
（原载于《解放军报》2011年04月26日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