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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发布时间:2011-04-29 来源: 【字号:  
踩着专门制作的小木凳,年届9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以精湛的技术,用15分钟,干净利落地为一位患者切除了直径15厘米、重达2.5公斤的肝部肿瘤。
4月16日上午,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记者现场目睹了这一手术的全过程。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这个当年曾被学校认为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的小个子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肝脏外科医学的奠基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医学领域的著名医学家。

追随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吴孟超

镜头回放:1939年,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在马来西亚诗巫光华初级中学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吴孟超是其中最激动的一个,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八路军会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感谢电。原来,吴孟超是光华初中毕业班的班长,正是他接受当地华侨领袖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建议取消由校方和学生家长出资的毕业聚餐,将省下的这笔不多的钱款以“北婆罗州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给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

回忆往事,吴孟超说,八路军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深深地印在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回国到延安找八路军,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6位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越南,自云南入境。

到昆明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严密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吴孟超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但在毕业考试时,外科只考了65分,而小儿科的成绩是95分。按当时惯例,哪科成绩考得好,就被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去工作。

当吴孟超找到学校教导主任,说自己想去外科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能做什么外科?”对此,吴孟超很不服气,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做最好的外科医生。”

1949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从此,吴孟超拿起外科手术刀,走上医学报国之路。

1949年上海解放时,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上海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冰凉的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他坚信,共产党能领导出这么好的部队,肯定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新希望。

1956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吴孟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年3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196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吴孟超的小女儿吴瑛从睡梦中惊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朝发出声响的地方望去,发现妈妈正在帮爸爸擦眼泪。爸爸怎么哭了?

原来,吴孟超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组织上搞“清队”,由于他是归国华侨,其历史无法通过“外调”核实清楚,便把他的党籍“挂”了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去上班,每月按时交党费。

近年,早出晚归忙工作的吴孟超很少看电视,但每天的《新闻联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必看,因为他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大事放在心上。

2010年4月,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他说:“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四军总部还筹措1000块大洋建起这所医院,足见医疗工作的重要性。人民军医,只有在本职岗位上不断进取,才对得起死难的革命先烈。”

创新

“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吴孟超

镜头回放: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会上,他报告了他和战友张晓华、胡宏楷的最新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专家听完报告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仔细地审视了吴孟超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肝脏解剖新见解,而且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195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进军”的号召。这一年,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访问,一个日本专家在参观时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间。”这激起了吴孟超的斗志。他连夜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十分坚定地说:“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3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从此,吴孟超向肝脏外科医学领域发起冲锋。

当时,中国肝脏外科没有教科书、没有符合正常生理的肝脏解剖理论、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面对一张白纸,如何下手呢?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一起查阅了我国以往肝脏手术纪录,发现所有手术失败无不因为对肝脏解剖关系不清,导致术中大出血。于是,他们决定从研究肝脏血管的分布开始。

一个理想的肝脏标本是用4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等塑料在其中凝固后再用腐蚀剂把外面的肝脏组织腐蚀掉,才能形成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于是,3个年轻人把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作为实验室。让他们为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灌注用塑料材料远没有找肝脏那么容易——这种材料既要能在注入肝脏血管后定型,又不会被硝酸腐蚀掉。

3个年轻人分头跑到十几家大医院去取经,还到十几家化工厂和塑料厂去讨教,结果都无功而返。

天无绝人之路。1959年,容国团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广播里反复播出的消息让吴孟超兴奋不已。他一拍脑门:“乒乓球不就是塑料做的吗?还没有用这种材料试过呢!”他立即上街买了几个乒乓球,剪碎后泡在丙酮溶液里,加上盖子让它溶化。

第二天,丙酮液变成一种胶状物。吴孟超将之放在桌面上,不一会儿便凝成固态,定型成功了!吴孟超心中一阵欣喜,马上到乒乓球厂买回赛珞璐材料,进行新的试验。最终经过反复试验,三个执著的年轻人一口气摸索了两个多月,终于做成第一个能够满足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随着制出的标本越来越多,吴孟超对肝脏的结构也从混沌到清晰,直至烂熟于心。1959年,他们制作成功第一具完整的中国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为肝脏外科手术提供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初,他们又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肝脏外科手术有了“指南针”。

2006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发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让84岁的吴孟超又一次热血沸腾:“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

全世界每年约有62万人新发肝癌,死亡近60万,我国占其中的55%,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健康。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从北京回来,吴孟超就联合王红阳、顾健人等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了尽快建成这个中心,吴孟超带领有关人员精心选址,周密计划,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

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可行性报告。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的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2010年8月,国家肝癌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落户上海,吴孟超最大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进行的肝癌诊疗集成式研究有了最佳实践平台。

人梯

“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吴孟超

镜头回放:1990年12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这天,吴孟超带着8名学生与会。吴孟超的8名学生相继登台亮相,宣读论文。经过专家评比,他们的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此时,在场的人们才意识到,“团体冠军”被吴孟超带领的学生夺走了。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作为肝胆外科的开创者,吴孟超深知,就算自己的“吴氏刀法”再高明,也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肝胆外科事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并造就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

此时,我国已结束十年“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已相继恢复,但十年浩劫的阴影挥之不去。关于申报培养研究生这件事,吴孟超回忆说:“当时,也有顾虑,主要是怕受条件限制,误人子弟。但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为我国的肝脏外科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于是,我顶住压力,决定申请培养研究生。” 

吴孟超申报硕士培养点,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报了学校第一个博士培养点。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吴孟超倾注了大量心血。

有一件事,令学生沈锋终生难忘。一次,吴孟超带领沈锋做手术,在最后作肝创面缝合时,担任第一助手的沈锋一不小心将针扎在吴孟超的手上,只听得吴孟超“哎哟”一声。沈锋当即吓了一大跳。

肝癌病人多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较强的传染性,手术中,医生都格外小心,防止划伤手指引起病毒感染。但吴孟超轻描淡写地说:“针扎了一下,不碍事。”护士给他打免疫针时,他笑着说:“外科医生碰到这种事很正常,不用太紧张。”

至今,吴孟超已培养了260多名研究生。近年来,虽然他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会亲自帮研究生选课程、定课题,定期指导和布置论文。

2005级博士研究生郭献灵说:“当我拿着开题报告找吴老签字时,他会换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仔仔细细地看,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他发现我还没附上查新报告时,就严厉地指出,‘博士课题要有新意,有前瞻性,你没有查新报告怎么证明你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没有查新你怎么知道当前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点石成金的道理。丛文铭研究生毕业时,对自己专业发展方向信心不足,吴孟超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国肝癌患者多,病理标本也多,将来肝脏肿瘤病理专业一定会大有前途,你要争取成为知名的肝脏病理专家。”

丛文铭按照吴孟超的指点,一直致力于肝脏肿瘤病理的研究,现已成为全国肝脏移植病理协作组组长。

吴孟超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愿望十分强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学习。现在,王红阳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生物信号转导领域拥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1989年,他将郭亚军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深造,并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优秀人才;

1992年,他帮助沈锋赴美国学习。回国后,沈锋在肝癌综合治疗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为了开辟肝胆外科新领域,吴孟超把目光投向肝移植。1993年1月,他特意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卢斯大学考察学习。

王红阳、郭亚军、丛文铭、杨甲梅、沈锋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目前,吴孟超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活跃在我国肝胆外科一线。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他常说:“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间歇性肝门阻断法”是吴孟超创立的经典肝脏手术止血法,已被我国肝胆外科界沿用了几十年。但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方法,看作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改进的,他不断指导和鼓励学生改进止血技术方法——

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大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

镜头回放:2009年8月,一个患晚期肝癌、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的病人,到医院看吴孟超的门诊。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康复。”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那个病人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再不收,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出门诊的时间。一到8点,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出现在病人面前。

冬天,有的病人刚躺到检查床上,马上就把衣服拉了上去。这时,吴孟超总是说“不急”,又顺手把病人的衣服拉下来。他要搓一搓手,等到双手变暖,才开始“问、触、叩、听”四部曲。

每次出门诊,吴孟超总是亲切地与病人拉家常,从与病人的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2010年12月,吴孟超接诊了一个严重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在另一个医院,这个患者被要求做肝移植手术,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详细检查诊断后,吴孟超告诉这个患者不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做肝癌切除手术即可,只不过有较大难度和风险。后来,吴孟超顺利地为这个患者实施了肝癌切除手术。

吴孟超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常对医护人员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吴孟超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从不用专门的器械,他说:“用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我用手缝合分文不要。”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1年04月29日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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