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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医者人生 大爱有情
——记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
发布时间:2011-04-29 来源:新华社 苏银成 李国利 张鹏 肖鑫 【字号:  

门,被轻轻推开,门缝里挤进一张脸,满是凄容。这是个中年妇女,看上去40来岁,是吴孟超上午门诊的第7个病人。

看到他,中年妇女那无助的眼神仿佛突然又有了神采,急忙快走几步来到他的面前——“他们说我得了肝癌,只能活几个月了。”“我才44岁,我还不想死。”“我还有两个孩子,我死了谁来照顾他们……”

在中年妇女语无伦次的哭诉中,吴孟超始终带着微笑静静倾听,偶尔也会问上几句,还拿着笔在一小块白纸上写着什么。只有在看病历和片子时,他才会把微笑收敛,神情专注地反复看着,有时也会摇摇头,发出质疑的叹气声……

“不是很严重,等看完其他人我再给你做个B超。”他说。

他的话很平淡,但坐在他身边的助手知道,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肝胆外科领域,他的结论基本上就是最终的定论了。

中年妇女正是奔着他的名气而来。听了他的话,激动得泣不成声。

门,被关上,又被轻轻推开,又一个神色忧虑的病人走了进来。

这,真是一道神奇的门。而神奇,皆缘于有他。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医院院长吴孟超自1960年完成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以来,已经为1万多个病人做了手术,创下了无数个世界纪录,有的至今仍没有被打破。

如今,这位年已89岁的老人仍在医疗一线勤奋工作着,除每周二上午门诊、亲自接诊10个病人外,他每周还要做6—8台手术。尤其是一进手术室,他就变成了小伙子,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不休息不喝水不上厕所。

医者人生,大爱有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激励着他?是什么样的情感在感染着他?记者近日来到上海,走近他,走近他的战友、学生、家人和朋友,寻找这一个个“?”背后的答案……

赤子心 爱国情

18岁的吴孟超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是在1940年的1月28日。

那一天,他与6个同伴从河内开到昆明的一辆货车上跳下来。然而,昆明并不是他们此行的终点。他们的目的地,是向往已久的延安。

吴孟超1922年出生在福建闽清乡下。5岁时,母亲带着他去找下南洋打工的父亲。父亲生活的地方在北婆罗洲萨拉瓦国诗巫坡,就是今天马来西亚东北部的沙捞越诗巫。

9岁那年,父亲用积蓄买了一块橡胶园,吴孟超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割胶。很快,他就把割胶刀玩“转”了。

也许,这就是他最早的“手术”训练吧。

1937年抗战爆发时,吴孟超正在读中学。那时,学校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的爱国热情高涨,也记住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圣地延安。

中学毕业,他决定和6个同学回祖国,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打鬼子。由于日军封锁了道路,他们到了昆明,却没办法前往延安。

参加不了八路军,他只好选择留在昆明,求学来到同济大学附中。那时,他根本没意识到,他会在这里遇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钻石婚 伉俪情

吴佩煜来到昆明,是在1940年。这位生在西子湖畔的江南女子,父亲是名铁路局职员,因修滇缅铁路,她便随同父亲来到昆明。

吴佩煜聪颖好学,顺利考入同济大学附中,成为吴孟超的同窗。就这样,这两个原本不搭界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那时,吴孟超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生活费没有了。为了挣钱糊口和继续学业,他申请过救济,卖过报纸,做过家教,还曾在梁思成的家里帮着描图。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吴孟超记得当年的苦日子,接受采访时还哼唱了一句《卖报歌》。

吴佩煜今年也是89岁高龄,比吴孟超小了40天。吴佩煜回忆说,看到个子矮小的吴孟超生活如此清苦,就偷着变着法子帮他。

不经意间,爱情不期而至。

考大学时,两个人的报考意向发生了分歧。吴孟超的手比较灵活,想读工科,去建房子、修铁路、搞工程。可吴佩煜坚决学医,还劝吴孟超也学医。

报考志愿一改再改,吴孟超还是没能抵挡住爱情的魔力,最终与吴佩煜一道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爱情,改变的不光是吴孟超的报考志愿,还有吴孟超的人生轨迹。吴佩煜更没有想到,缘于爱情的一次无意游说,竟会造就出一个日后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

1951年,他们步入婚姻殿堂,至今,不离不弃60年,属极为稀有的“钻石婚”。

如今,吴佩煜已退休多年,是吴孟超不折不扣的贤内助。“我89岁还能一心一意地工作,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主要得益于她照顾我、关心我、支持我。”吴孟超说,“我的成功有她的一半功劳。”

弟子规 恩师情

如果说,是爱情让吴孟超走近医学。那么,裘法祖就是引领吴孟超成为中国肝胆外科大家的引路人。

裘法祖早年留学德国,手术以精准见长,回国后在同济医学院担任外科教授,名扬上海滩。上学期间,吴孟超曾有幸聆听过他的讲课,也曾踮起脚尖在人群中看过他的手术,内心里把他当成崇拜的偶像。

大学毕业后,吴孟超进入第二军医大学,成为一个外科医生。1954年,学校聘请裘法祖为兼职教授,吴孟超得以再次从师裘法祖。

从那时起,吴孟超像个影子似的,不离老师左右。为尽量减少病人痛苦,“裘氏刀法”讲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他就从如何选刀、如何分离、如何打结、如何处理险情等一招一式学起;老师趴在病床边观察病人的小便剂量,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师跟踪观察一个危重病人住在病房里,他也把铺盖卷搬过来,两个月没有回家……

在裘老手下学习和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了,吴孟超也开始小有名气。

不过,吴孟超并不满足。一天晚饭后,他请教老师今后该向哪个方向努力?裘法祖说,我国的肝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从此,吴孟超开始与肝脏外科结缘。而且,是一辈子也化不开的缘。

2008年6月14日,裘法祖病逝,令吴孟超悲痛不已。

吴孟超忘不了,当他和同事将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翻译成中文后,是裘法祖认真审阅并亲自推荐给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本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译著,不但是吴孟超打开肝脏外科之门的钥匙,而且是当时中国肝脏外科的指导性书籍。

书籍出版后,吴孟超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了老师一本。前些年,裘法祖又将这本书赠给了吴孟超。他说:“没想到,这本书竟成为老师留给我的唯一一件纪念物品。”

吴孟超忘不了,196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他和同事精心准备了涉及肝脏解剖、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中肝叶切除等重要内容的8篇论文,被大会筹委会原封不动退回。无奈,他只好向老师求助。裘法祖看过论文之后,立即意识到这些论文的价值非同寻常,极力向大会筹委会推荐。

最终,系列论文引起医疗界的轰动,“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被推广全国。他说:“没有老师的栽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

吴孟超一向敬重老师。裘法祖在世时,他经常打电话问候老师。每次听说老师要来,他都是提前站在大门外,亲自为老师开车门。每次去同一个地方开会之前,他都会先打电话问清楚老师的出发时间,为的是要提前过去接老师。

如今,裘法祖倡导的“会做会讲会写”6字教诲,已被吴孟超制作成标牌,存藏在办公室的书柜里。他说:“老师怎么要求我的,我就怎么去要求自己的学生。”

仁者心 医患情

——“这个字写错了!”

——“这里漏掉一个字!”

——“这个数据肯定不对,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你再仔细检查检查!”

——“这是谁写的病历?字这么难看,重写!”

只要是同吴孟超一起查房,陪同的医生们就会万分紧张。因为他查的太细了,太严了,苛刻到一点微疵细瑕全都能挑出来。

“看医嘱记录单,他从来不是一目十行,匆匆掠过,都是用右手的食指,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指着,一行一行逐字逐句地看着,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盯着的。”肝外一科主任严以群说,“几乎没有人能在他面前打那么一点点马虎眼。”

“器械护士在台上递错器械,他会就手扔掉,再递错,再扔掉,直至你拿对为止。如果哪个医生把病人的性别写错了,年龄写得前后不一致了,职业和家庭住址没有写清楚了,初始诊断记录上出错了……那一定要挨‘骂’的。”护士长程月娥说。

吴孟超之所以对手下医生严厉,更多的是缘于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一次查房,吴孟超发现一个病人大便次数的记录是连续5个圈,马上就冲医生发了火:“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你憋上5天不大便给我看看?”

圈,代表这一天病人没有大便。吴孟超说,病人连续5天没有大便,肯定是不正常的。“如果医生没有进行相应处理,那就是失职。我当然生气了。”

吴孟超说,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冬天查房时,他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焐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在他们最方便穿的地方。

他说:“对医生而言,这仅是举手之劳,可对病人来讲,这不光是内心的温暖,还有康复的信心。”

“去病房查房,遇到病人,他总习惯上前拉着手拍一拍,摸摸头,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病人的额头试体温。要知道,来医院看病的,大多数人患有肝炎,是会传染的。”护理部主任叶志霞说,“他摸完病人就会用手摸自己,我怕他被感染,劝过他好多回,可他根本不听,总是说,‘我有抗体,怕什么?!’”

医者仁心。常常,吴孟超的手一摸到病人的脑门上,病人的眼泪“唰”就掉了下来——肝病病人,即使是家人都怕传染,何况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夫?

吴孟超还喜欢替病人算账,给病人省钱。

为病人做检查,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绝不让病人去做CT或核磁共振。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诊断清楚,他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给病人治病,他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就用哪种。给病人做手术,他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甚至,遇到病情不严重的病人,他还极力推荐回原地治疗,理由很简单:在上海,吃住都太贵了。

吴孟超说:“一个好医生,应该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当这样的好医生。”

是啊,有这样的好医生,病人能不喜欢?!

展愿景 不了情

吴孟超说,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癌的发病人数占全球一半左右。“不能在有生之年找到治愈肝癌的方法,是我心中永远的憾事。”

事实上,从开始翻译那本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起,制作第一具肝脏血管“珊瑚”型标本、提出肝脏“五叶四段”论、发明间歇性肝门阻断法、进行首例中肝叶切除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几乎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了与肝癌的搏斗中。

同时,他也意识到,即使一个人的手术做得多么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即使天天做手术救病人,也无法救治所有的患者。

吴孟超说,要破解肝癌这一困扰人类的世界难题,需要有一大批肝胆方面的专家人才。他在不懈努力——

从1979年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至今,培养出了王红阳、陈训如、郭亚军、严以群、丛文铭等一大批肝胆外科专业人才,如今都是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

将个人积蓄、奖金及各界捐赠,设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以奖励对肝脏外科作出显著贡献的优秀人才。目前,这个基金已发展成“上海市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基金总额达到1500万元,先后有26名优秀人才获得基金资助。

为了治疗更多的肝癌病人,他还接受进修生,为全国各地医院培训肝胆外科人才。“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如今,经过培训的1000多名进修生已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绝大多数成为了各医院的业务骨干。

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刘景丰,就是众多进修生中的佼佼者。他说他想在当地“克隆”一个福建版的东方肝胆医院,吴老知道后非常支持,并借去福建开会的机会专门向福建省领导要政策。如今,这个专科医院已经破土动工。

吴孟超说,要破解肝癌这一困扰人类的世界难题,需要把临床手术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不懈努力——

早在1976年,吴孟超就摸索出了肝癌早期诊断的新经验,在国内首创了扁豆凝集素、醛缩酶同工酶等先进检测方法。

1983年,他提出了肝癌“二期手术”概念,即对一时不能切除的巨大肝癌先行综合治疗,待缩小后再行切除,使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61.5%。

吴孟超还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研究实验室,有计划地选送人才到国外留学。先后成立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中美合作分子肿瘤实验室等4个国际上有较高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为肝癌病人早期诊治和综合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肝癌手术临床治疗提供了可靠参考。由他主持或组织实施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等方法相继用于临床,并取得重要突破。

2006年,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这个中心建成后,肝癌治疗集成式研究将拥有最佳的实践平台,全国“一盘棋”研究肝病的局面即将形成。

目前,这个中心已经开始启动。

“有了这些人才和研究平台,我相信,在3个五年内,我国的肝癌发病率会得到下降,早期诊断病率和治愈率会得到提高,科普知识会得到进一步推广。”吴孟超说,“我年纪大了,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接过接力棒,把这个接力赛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

人们都在衷心祝愿吴孟超的梦想成真,因为,这不仅仅是肝病患者的福音,也是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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