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放：

一个傍晚，吴孟超像往常一样开始查房。

在一位老人床前，他停下脚步。老人双目紧闭。肝癌消耗了他的血肉和精神，枯瘦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吴孟超摩挲着老人瘦得皮包骨的双手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的。”说完，吴孟超蹲下身，仔细地查看老人的导尿管。临走时，他深弯着腰，将老人的鞋子摆正。

从医68年来，吴孟超在病人心中几乎成了“神医”的化身。“能让吴老看一眼，我死也无憾。”许多身患肝癌的病人说，“吴老是当代神医，他的品德和医术一样高。”

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人

2009年8月，一个晚期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的病人来看吴孟超的门诊。之前，他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心理负担很重。

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让你早日康复。”

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

“我也知道把他收进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我们既要看病，更要救人。”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门诊的时间。

平时，一到早上8点，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出现在病人面前。

可有一次，他迟到了。8点刚过2分钟，吴孟超一进门，就冲着病人和家属鞠躬说：“对不起大家了，临时有急事我晚到了，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我向你们道歉。”

随后，他步入诊室。“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来，先让病人进来。”

一位病人刚躺到检查床上，自己就把衣服拉了上去。吴孟超忙说“不急”，顺手把病人的衣服拉了下来，再搓一搓手，等到自己双手变暖，才开始医生的“问、触、叩、听”四部曲。

吴孟超的“吴氏刀法”早已享誉中外，但他从来没有一点架子，每次门诊都亲切地与病人拉家常，从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帮助他们早日走出困境。

江西患者赵国庆找到吴孟超求治时，这个浑身发黄的病人被肝硬化和肝癌折磨得面容槁枯，常人都不愿多看一眼。吴孟超亲切地拉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翻看他的眼皮，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赵国庆的额头试体温。这个被其他医院放弃治疗的中年汉子激动得潸然泪下。后来，吴孟超两次组织会诊，亲自主刀，历时6个小时，手术十分成功。

在吴孟超心中，没有什么能取代病人的位置。冬天查房时，他都要嘱咐学生，把手在口袋里捂热后再做触诊。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他都要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对我们医生来说，这只是举手之劳，但病人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吴孟超说。

学生超过了老师，才是老师的成功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只有带出更多人，才能为更多的人看病。”吴孟超说。

在医学界，吴孟超和他的老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师生关系堪称楷模。

一个是“中国外科之父”，一个是“中国肝脏外科之父”，两人互敬互爱半世纪，肝胆相照六十载。

有一次，吴孟超和裘法祖相约进京开会。到了首都机场后，吴孟超坚持在出口处等裘法祖。当裘法祖出来时，吴孟超小跑着迎上去，和老师热烈拥抱，又帮老师理了理领带，然后搀扶着老师往外走。

吴孟超对老师是这般尊敬，对学生也情深意切，宽厚慈爱。

2005年，王红阳教授被列入院士后备人选。

考核组到医院了解王红阳情况那天，吴孟超一大早就穿着整齐的军装在楼下等候考核组成员。吴孟超把考核组请到会议室，并站着向考核组汇报王红阳的情况，一讲就是40多分钟。

考核组的成员说：“吴院士对学生真好。他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为50多岁的晚辈‘拉票’，实在可敬！”

吴孟超则说：“我的学生我不关心，谁关心呀？”

手术室是吴孟超的战场，也是他最好的课堂。

采访时，如今已是副院长的沈锋讲起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次，吴孟超带领学生沈锋做一个肝切除术。在进行肝创面缝合时，沈锋一不小心将针扎在主刀吴孟超的手上，疼得吴孟超哎哟了一声。沈锋当即吓了一大跳，别的几个同事闻声也跑了过来，纷纷问道：

“怎么啦？吴老，怎么啦？”

“针扎了一下，不碍事。”吴孟超轻描淡写地说。

肝癌病人多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手术中医生都格外小心，防止划伤手指引起病毒感染。

沈锋知道自己闯了祸，顿时面红耳赤。吴孟超却完全不以自己为重，对沈锋说：“我年纪大了不要紧，你们还年轻可得当心哪！接着缝吧。”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点石成金的道理。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学生们术业有专攻，许多都已成为我国肝脏研究各领域的中坚力量，推动我国肝脏外科整体水平的提高。

丛文铭研究生毕业时，向吴孟超汇报对将来专业发展方向的想法，吴孟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国肝癌患者多，病理标本也多，将来肝脏肿瘤病理专业一定会大有前途，你也要争取成为知名的肝脏病理专家。”丛文铭按照老师的指点，一直致力于肝脏肿瘤病理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全国肝脏移植病理协作组长，并发表了统一全国标准的《指南》。

1983年，出国热方兴未艾。一天，吴孟超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杨广顺找到他，说自己想出国发展。

吴孟超沉思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做临床工作的，我们肝脏外科条件不错，手术病例多，容易提高，有你发展的天地。到了国外，是没有这个条件的，眼光要长远点，只看眼前是没有出息的。”现在，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肝脏外科专家杨广顺常感慨地说：“如果我当时一意孤行要出国，就不会有现在的成绩了。”

作为一名医学战略家，吴孟超拥有超于常人的目光与胆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学习。现在，王红阳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生物信号转导领域拥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1989年，他又将郭亚军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深造，并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优秀人才。

1993年1月，他特意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卢斯大学考察学习。

如今，王红阳、杨甲梅、杨广顺、郭亚军、沈锋等，都已成为国内著名专家和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

吴孟超常说：“只有学生超过了自己，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

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事业和精神，是应该永远追求的

几十年来，吴孟超无私地把真爱奉献给世界。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触摸到“爱”的存在，都可以从“爱”字中找到答案。

采访时，杨甲梅说他永远也忘不了1975年那顿年夜饭。

“那年我刚刚成为吴老的下级医生。大年三十下午，朋友和同学大都回家过年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想爷爷奶奶和家里的其他亲人。

“正在宿舍前徘徊时，吴老从科室看完病人回家路上看到我，立即满脸笑容地招呼我：‘甲梅，想家了吧。走，到我家吃饭去。’我当时想，我一个外人怎么能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呢？便推辞说不去。可吴老上前就拉住我的手往他家拖，边走边说：‘没有别人，走吧。’

“到家后，全家都对我特别热情。到吃饭时，又让我坐在靠着吴老的主位，吴老和师母就像特别疼爱我的爷爷奶奶一样，不断给我夹菜。当时物质并不丰富，我印象中最好吃的就是一盆蛋饺做的汤，一大盆汤里只放少许蛋饺。吴老自己没有吃一个，却不断把蛋饺夹给我，让我吃了好几个。这是我当时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几十年来，每次过年，我都会回味起那顿最好吃的年夜饭，也始终鞭策着我努力向吴老学习，用知识用能力回报老师、回报社会。”

医院特聘教授李忠，从美国康涅狄克大学归国，同样有一件事令他难以忘怀。

去年秋天，他刚从美国回到医院。第二天一大早，吴孟超就来到办公室看望他。一进门，紧紧握着李忠的手说：“昨天夜里刚出差回来，请原谅没有及时来看你。”他顿了顿又说：“我们非常需要你这样的高层次人才，这对我们的事业会很有帮助。”

吴孟超接着又说：“我也是华侨，从印尼回来。那时国内条件没有现在好，但是我不怕困难，一步一步地做出来。相信你能为肝癌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李忠满怀感慨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吴老，这么谦虚、亲切、随和，对我们从海外回来的人这么重视。在这样的人身边，做事情怎么能不尽全力呢？”

去年9月，吴孟超带着杨甲梅、沈锋等一行5人，飞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飞行20多个小时到达蒙特利尔后，大家都已极度疲惫，就劝吴孟超当天不要参加会议了。但吴孟超说：“我们是来开会的，不去怎么能向国外同行好好学习呢？”年近九旬的他不顾劝阻，一直在会场上听取国外同行的报告，虚心与国外同行交流，还精神饱满地作了大会发言。

第二天，吴孟超又坚持说要到白求恩的故乡去看一看。这一去来回坐车9个多小时。他说：“我们做医生的，一定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白求恩是吴孟超心中的一个标杆与偶像。几十年里，他处处以白求恩为榜样，不断完善自己，以实现自己人格的超越！

生命有尽头，奋斗无止境。如斗士永远不知疲倦的吴孟超，始终保持着战士一般的冲锋姿势。“如果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1年04月28日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