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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厚任:追思大珩先生
发布时间:2011-07-26 来源: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字号:  

7月12日收到老蔡(恒源)[1]的短信,知道大珩先生的病情还比较稳定。没想到,也就十天,大珩先生还是离开了我们。这几天,与大珩先生一起时的美好景象,像连续剧一样,在我脑海中反复地播放,尤其是在空间科技方面,大珩先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更是如昨天般的历历在目。

[1]蔡恒源,王大珩秘书。

记得1960年,我所(空间中心前身地球物理所二部)赵九章先生开始筹备气象卫星预研工作时,空间光辐射研究室尚未成型,就得到了长春光机所大珩先生有求必应的无私支援。如我室顾名澧、乜兰臻就是那年到长光所去学习真空镀膜技术后,逐渐在我室筹建起真空镀膜实验室的。

1965年5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根据其12次会议的精神指示∶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负责我国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同年8月,中科院成立了以赵九章为组长的卫星工程大总体设计组,大珩先生和郭永怀先生为副组长。此后,他不仅亲自频繁奔波于长春北京之间,而且还调动长春光机所最强骨干,积极参与各类会议,为我国人造卫星事业出谋划策。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的两件事:

一是在地面跟踪方案的大组讨论会上,大珩先生介绍了光学编码度盘的原理和应用,我当时仅是20多岁的年轻人,见识甚少;由于他阐述得清晰而深入浅出,使我极易理解和终身难忘。

二是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究竟采用什么跟踪体制,会上颇有争论。当时参会的年轻人主张采用国际上刚开始发展的多普勒测速定位跟踪系统新技术,但具体的算法、精度等,当时在我国均属空白。大珩先生在会上未作表态,而在会后的晚上,详细了解了年轻人的见解和依据后,果断地肯定和支持了年轻人的意见,事后的实践结果则证实了大珩先生当时的明鉴。

大家都知道,在光学和精密机械方面,长春光机所在国内是首屈一指。大珩先生除了给别人有求必应的大力支援外,也非常谦虚地八方求教。记得七十年代,我们已搬到三线的山脚下。大珩先生在着手掠射式X-射线成像望远镜研制时,从探测器的研制和定标技术等关键着手,一方面把自己优秀的学生蒋筑英派往德国调查学习,另一方面,知道我们研究室研制了多种太空软X-射线探测器,并设计研制了为探测器进行地面标定的双通道软X-射线谱仪后,就特地派所内的骨干杨名恪和关志远到三线来深入了解我们的探测器研究和设备研制。之后,在长春光机所建立了可用于掠射式X-射线成像望远镜地面定标的、国内最大的软X-射线设备。王老到前西德访问时,在蔡司厂专门了解了掠射式X-射线成像望远镜的研制、加工工艺等情况,认识到我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投入离指标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提出了修改探测方案的建议。

大珩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在他向国家提出的诸多重大战略建议中,最著名的当数1986年3月,他领头向小平同志直接建议的“863”计划。这一计划的落实,也为我国空间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为了我国的发展,大珩先生非常重视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1988年4至5月,受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委托,大珩先生代表我国,应邀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新英格兰,参加了国际空间年(ISY)计划会议。会上共同发起组建了“国际空间年各国空间机构议会(SAFISY)”,以促进和协调各国空间科技的合作活动。并确定把旨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生存环境的“行星地球使命计划”作为国际空间年的首要任务。为此,成立了SAFISY的第一个专家委员会—地球科学与技术专家委员会,具体组织和落实这一任务。回国后,国家科委为配合和支持这一有益于全人类的重要国际活动,专门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ISY-CPC),由国务委员宋健主任兼任名誉主任。外交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航空航天部、国家教委、财政部、邮电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气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国家海洋局等14个部委局的领导兼任委员。大珩先生作为筹委会主任,积极组织和推动了国际空间年的核心活动—“行星地球使命计划”的开展。

1988年至1992年,每届SAFISY年会和主要会议,大珩先生都亲赴参加,行前都要亲自召集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征求意见、撰写报告。国际会议上,他用纯正的英国英语代表我国积极发表意见、作报告。他的参加,深受国际空间界的尊重,在会议和宴会上,都把他安排在各大国空间机构主要领导的同等位置上。通过这项活动,既促进了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又带动和协调开展了国内的相应活动。在国家科委的组织下,专门编印了不定期英文通讯“ISY IN CHINA (国际空间年在中国)”,对外分发交流。他非常重视让世界对中国的空间科技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使我国的空间科技走向世界。每一期通讯他都加以关注。

SAFISY相继成立的“地球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应用”和“空间科学”三个国际专家委员会,每一个都经各国专家共同协商,列出了一系列可供各国选择的合作项目和专题,每年都召开全会和若干专题会议,推选和确定牵头国家和机构,组织和落实各个合作项目。我国相关部门专家也积极参与。通过会上会下的交流,不仅使我国专家及时了解了各国的计划和发展实况,建立了沟通渠道,而且也使世界加深了解了我国为空间科技所作出的贡献。

1989年后西方大国均对我国采取了制裁和隔绝政策。

在大珩同志等的努力下,1992年1月,由我国政府和SAFISY共同组织的国际空间年第四届地球科技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专家委员会专家,以及来自美、德、法、挪威、荷兰、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代表。宋健国务委员及航天部、中科院、邮电部、外交部等部门领导出席并会见了与会代表。会议讨论和交流了国际空间年活动的情况及各国开展空间年活动的有关内容;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会议还抽出时间安排了国外代表到天安门城楼参观。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92年前后,在我国还开展了一系列相应的空间年活动,发行纪念邮票、办展览、出专著、由中央电视台播出专题节目等。如由严老(济慈)亲题书名的“太空·地球·人类”,就是我国献给国际空间年的专著。这是一部由国内太空界著名专家撰稿、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全资出版的专著。该书多次受到海内外索要,还荣获了我国第八届图书奖;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也一连播出了9集,每集25分钟。与此相关,他还积极支持由海峡两岸太空界专家发起,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外国专家局以及中科院赞助的“中外空间/太空科学讨论会”,并亲自参加了1992年在厦门召开的首届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因而决定讨论会每两年一次,由海峡两岸轮流主办,世界各地的华裔空间/太空科技工作者均可参加,汉语是会议工作语言。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通过这一活动加深了海内外华裔空间/太空科技人员之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还促成了两岸年青空间/太空专家之间的互访工作。

大珩先生在主持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期间,一直重视空间科技的发展和促进空间科技的国际合作;力主和支持研发我国科学卫星、应用卫星系列。如陆地卫星地面站的引进,资源卫星的上马,返回式卫星搭载实验,实践四号科学卫星的立项和论证等,都离不开作为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他的支持。

尤其是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和落实过程中,大珩先生作为整个工程评审专家组的副组长,每请必到,认真把关。特别是在由中科院牵头的应用系统的各项有效载荷和配套基建设施的立项、论证、评审、复审以及验收等每个环节中,都饱含着他的一份心血。特别是在我国载人飞船遥感设备的立项过程中,大珩先生以其扎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提出有效载荷的合理重量,终于使这一项目成为可行。而事后的实践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95年大珩先生已80高龄,还因工作需要,带领应用系统总体部和长光所有关人员,到美国东西部进行了考察访问。

1998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党校等五个单位发起编撰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全书》,大珩先生是总编辑委员会的九位名誉主编之一。当我们请他兼任《空间科学卷》主编时,他欣然接受。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共出版了“太空学概论”、“太空物理学”、“空间化学”、“空间生命科学”和“外层空间法”五部专著。

在生活上,大珩先生则对己要求很严格,而对人却是随和亲切。

我和大珩先生一起出国共7次,其中6次是专陪王老参加国际空间年的SAFISY会议。在80年代在国内购置进口家电都还需凭出国指标,大珩先生出国持红护照,回国入境免检,但他从不借用红护照之特权带回紧俏的免税商品。坐飞机从不乘公务舱以上的舱位,而是都和我一起乘经济舱,在膳宿上也不讲究,交通方面也尽可能坐公交车,从不交宾馆洗熨衣服,处处注意节省外汇。每次出国参会都不怕劳累,马不停蹄的争取顺路多访问一些相关单位。因为当时在美国,联程机票可任意改签日期和地点,只要变更航线不超过45度不用另加费用。如1988年去新罕布什尔州时,路经纽约、波士顿,顺访了新泽西州的当时尚少的中资工厂;回程时顺访了衣阿华大学因发现地球辐射带而扬名于世的“范·爱仑实验室”,以及位于密尔沃基的美国航天工程公司。该公司是二战期间移居美国的波兰裔犹太家属所开,对大珩先生敬为上宾,安排住在当地头等华贵的宾馆;欢迎参加有公司老板与全体工人召开的很有特色的会议;总经理亲自驾车送我们到威斯康辛州府麦迪逊的公司总部参观;公司创始人、现任董事长的姐姐,虽已年迈,还亲自宴请送行,临别前见大珩先生行李箱较大,一定要将便携式行李小车送给他。记得1992年4月底至5月初到洛杉矶去参加会议,由于当时当地发生动乱,临时取消了所有的国际会议,改为参观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等单位。会议安排的宾馆是很高级的里兹·卡尔顿饭店,非常漂亮舒适,但价格很贵,我们就住了一个晚上就转到较便宜的地方;为了不浪费这次机会,大珩先生又专门联系在加州参观考察了一些单位,如COHERENT公司、斯坦福大学等;还顺便家访了国际光学工程协会的理事长,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使此次出国非但没有虚度,而且收获颇丰。1992年参加首届国际太空大会期间,当时我国驻美的朱启桢大使专门设宴招待参加首届国际太空大会的我国各部门专家和海内外朋友,并与大珩先生等老专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在华盛顿顺访了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哥达德航天飞行中心、海军研究实验室、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等;回程则顺访了休斯顿约翰逊载人航天中心、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马歇尔飞行中心、亚特兰大CNN总部、帕萨迪那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华人的遥感公司等单位;我国驻洛杉矶领事也热情接待了大珩先生一行。

同大珩先生一起出国,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他有一个很“顽固”的习惯,虽然已是老年,但总是不肯让别人帮他拿包或拉箱,不了解的人见了,还以为我们较年轻的人不会照顾他。在路上和休息的时间,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我很喜欢听他谈他的经历、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以及对各种事物的看法。通过闲谈,我也无意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增长了很多见识。如美国有些地名是来源于西班牙文,应按西语发音;有些字中的个别字母不发音等。通过与他一起出国还学到了许多很有用的小窍门,如西服应如何折叠,装箱后不易起皱;衣服洗涤后如何用干浴巾卷干,一晚时间准可干透;打好领带后如何用手一捏,可使外形更加美观;以及巧用人参等等。之后,我也常把大珩先生的这些实用的小窍门介绍给其它人分享。

大珩先生离我们走了,而他一生的光辉和音容笑貌却永驻我心中。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作者:潘厚任,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副主任兼“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指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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