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珩先生离开我们永远地去了。噩耗传来，我万分悲痛。回想起和他相处的日子，他真是我的好前辈，好师长，是我终生要学习的榜样。王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

他不仅仅是一位我国光学科技事业的奠基人，更是一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科学家。在我们国家受到十年动乱摧残之后，小平同志提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时，他以他的渊博科学知识和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站在国家的层面上，会同王洤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几位先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863计划”，将我国科技发展推向了一个重要台阶，功不可没！这在我国科技发展的里程碑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如今，我也快进入耄耋之年了。在我一生中，曾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其中就有大珩先生。他不仅在你工作遇到困难时为你铺平道路，而且用行动教你如何做事和做人。

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上马，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研究决定将工程应用系统交由中国科学院归口负责。由科学院提名，有关部门批准，任命我为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这个系统的组织实施，几乎是白手起家，要完成这一任务涉及到科学院的27个研究所和院外各部门的20几个单位，曾让我深感困难重重，夜不成寐。就连当时载人航天工程的领导对我们科学院现有体制能否顺利地承担起这项工程任务也心存疑虑。大珩先生深知我的心境，鼓励我说，我们支持你！科学院人才济济，只要组织得当一定会成功的。在这关键时刻，他给我的不仅是鼓励，而且用实际行动为我们铺平道路。他同林兰英先生专门就载人航天工程问题共同约见周光召院长和胡启恒副院长(通知我们参加，但谈什么事先我们一无所知)。王先生说，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交由科学院归口负责对科学院来说是一次考验，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组织好这一工程任务！要组织好这一任务，建议免去张厚英的局长职务，专心致志地去完成这一任务。同时他又提出，鉴于参与这一任务的部门很多且很庞杂，建议院里给予特别授权。据此，院党组根据他们的建议专门成立了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导小组”，并任命我为常务副组长，从科学院的层面上领导这一工程。这为我们对内、对外的组织协调工作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为工程管理开了一通道。

此后，大珩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关怀我们的工作。我们应用系统在六艘飞船上共安排了130多个应用项目，其中最关键的有四项，我们简称为“四大件”。在这四大件的研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论证、评审，只要邀请大珩先生，他都参加！他仔细倾听报告的讲解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有时对未能明确回答他提出的关键性问题，他会毫不客气地给予严厉的批评!我们平时看到王先生，总是笑容可掬，开个玩笑，是常有的事，但在学术讨论面前，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老先生，开不得半句玩笑。

还有一件事，令人难以忘怀。那是在2010年，大珩病愈刚刚出院。有一天中国工程院姚骏恩院士打电话告诉我，王先生正在思考许多航天和空间科学方面的问题，要找我谈谈。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已好久未去看望他老人家了，我即刻前往。我看到老人家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虚弱，已不能像往常那样坐在沙发上了。他扶在书桌前让我靠近他，以便交谈，他非常兴奋地谈了半个小时，我怕老人家累着，说好以后再来看他，来日方长么。这时他竟柱着拐杖慢慢地站了起来，这一下子惊动了顾老师和他的家人。大珩先生立刻说，我要送送大张，我当时真的不知所措，一方面婉言请先生留步，一方面急上前搀扶，一步步走向门口，向先生告别。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是和先生的永别！现在回想那一情景，使我永远无法忘怀。

这里再说几件小事。大珩先生几次同我们乘机出差都是坐经济舱，为了给单位省经费从不计较。有几次遇到他的学生同机坐在头等舱的尴尬局面，现在回想起来很对不住先生，没有照顾好先生；另外一件事是，90年代初，大珩先生一直乘坐的是快要淘汰的伏尔加小汽车，一般情况不会有什么问题，如遇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就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因为车的“档次”太低，警察指挥停车时，往往不给到位或要给“首长”的车让路，进会场时就会比别人多走一段路，大珩先生和我们都习以为常，但许多单位领导看到此景，多次向我提出给先生换车，甚至说，如果因为经费问题我们可以赞助。我无言以对，因为我还未建立起人、车一定要匹配的概念。又是没有照顾好先生！后来科学院拨款给先生换了一台车，虽仅是桑塔纳，王先生已很高兴了；我在高技术局时，大珩先生由我们局负责联系。在几年的联系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提过任何个人要求…。这些看来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从中可以窥到大珩先生的高尚人格。

大珩先生走了，给我们留下了为科学奋斗一生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让我们永远学习他。他的名字叫王大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