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6日，我怀着崇敬的、悲痛的心情，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钱学森主席的遗容，再看一眼这位说话平和，面带微笑，而又思想深邃，见解独特，颇有风趣的老主席，送别这位功勋卓著的杰出科学家。前往吊唁和送行的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所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尊敬与爱戴之情，深深地感染了我。在归途中，一件件与钱老面对面接触的往事以及我对他的了解、我对他的感受、我对他的怀念，涌上心头。

钱学森先生1955年归国后不久，就担任中国力学会首任理事长和中国科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后又相继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我一直在中国科协及其前身全国科普协会工作，因此，有机会多次见到钱老，并多次面对面地与他接触过，聆听过他的教诲，或在他的领导与支持下做一些事情。其中，难于忘怀的有:

引人入胜的科普讲演

钱学森先生回国的第二年——1956年，我国开始向科学进军，并着手制订第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钱先生参加了这次规划的制订，并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为了配合国家的这项重大举措，使广大干部群众理解这项工作的紧迫而又深远的意义，并了解当时的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全国科普协会特地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举办了一系列《世界科学技术新成就讲座》，钱先生主讲的是：《从飞机、导弹说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一讲，他简明扼要地生动地告诉我们：飞机经过怎样的改进，它的速度才接近声音；又克服了什么困难，才能比声音跑得更快；以及飞机为什么要发展成为自动控制的导弹。他还告诉我们怎样给火箭装上眼睛，使它自动找到目标；自动化工厂、机关、图书馆，为什么几乎不要人管理，而能够准确地进行工作。这些在当时都是新鲜有趣的知识，真是大开了人们的眼界。

就在这一年10月，全国总工会和全国科普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职工科普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邀请了好几位著名科学家到会作科普讲演。钱先生做了一个最为简短也最适合广大职工需要的讲演。题目是《从自己的业务中学习科学》，全文只有900字，就把怎样学习科学，应当注意些什么讲得一清二楚。

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过去是一个学生，现在也还是一个学生。我学习科学是有一个计划的，但不是一个完整的、详细的计划。我不过是订了一个大纲，决定了大致朝哪一个方向走，这是顶要紧的。我们不能定一个死板的计划，一定要今天作到这里，明天作到那里……哪一天未完成计划就着急，就认为失败，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每天要走多少路，是要看情况决定的。正如天有不测风云一样，在科学的道路上，有许多不测的障碍，很难预料。有时候没有障碍就可以走得快些，有时候遇到了障碍就得先除去障碍，那就只好走得慢些。这也就是说，……定出来的计划总不免有些主观,执行学习计划就必须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形加以修订。因此，要坚决的进军，也要灵活的进军，不能蛮干。”

接着，他强调“在订学习计划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地利用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知识，来帮助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们的本钱，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最宝贵的东西。在学习中要利用他们，也就是把学习和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中去学习科学。从自己所熟悉的一面着手，就能熟门熟路，比较容易体会科学的规律。不要认为只有坐下来啃一本本的厚书才算是学习科学，这是不对的。”

然后他进一步强调：“‘门门出状元’，每一项业务中都有科学，每一门科学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只要能从自己日常所接触的事物开始，先学习文化和基础科学知识，达到一定的水平，就能够了解事理；然后逐步提高，最末了就能够成为本门业务的专家，那就是科学家了。这种业务中的专家一点点都不比一个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差。他们同物理学家或数学家一样地重要。因为这些业务中的专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学识是经验的总结，也就是新的东西，也就成为科学进展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的这些认识和论断，对正在意气风发的向科学进军的广大职工来说，是多么及时、务实而又令人茅塞顿开的指点。同时，又是多么地鼓舞人心：“能够成为本门业务的专家，那就是科学家”，而且“一点都不比物理学家或数学家差”，从而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这些至理名言，对有志于有所作为的广大职工来说，仍不失为一条确实可行的成才之路。

两次有趣的面对面

我第一次与钱先生面对面接触，是带了一位摄影师丁锡洪去为他照相。这是在1960年，中国科协要办一个出国展览，主题是介绍中国的科技群众活动。我负责这个展览的总体设计。在送审过程中，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范长江同志提出，要有展示中国科学家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代表人物就是李四光与钱学森。遵照长江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与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党委联系，地质部摄有李老入党场面的照片，而力学所没有拍摄钱学森先生入党场面的照片，我们只好补拍。就设计了一个钱学森先生学毛泽东选集的镜头，并约好时间去照。由于这次会见，一切都是按照事前约定的程序进行，力学所党办的一位同志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开始照相。他很自然地坐下来看书，并问我们这样行吗？我们说，顶好。摄影师就咔嚓咔嚓从不同角度抓拍了几张。照完相，我们不便再打扰他，就告辞了。

第二次与他面对面的交谈，是去请他作科普报告。这大约是1962年，三年困难之后，中国科协要恢复举办《中央科学讲座》，我们想请钱先生讲第一讲，打听到他正住在一个宾馆开会，我们就径直到宾馆去找他。因为事前没有约，他很突然，似乎觉得你们也真会找，风趣地说了句，你们这是“异军突起”，然后请我们坐下。我们简要地向他说明来意。他想了想说，这个报告，你们可以请北航的宁榥教授来作，他是喷气技术方面的专家，对喷气技术在飞机、卫星和宇宙飞船等方面的应用很熟悉，口才又好，一定能让听众满意的。后来，我们遵照他的意见，请了宁榥教授，2700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坐得满满的，反响非常之好。直至今日，我还保存有宁教授的讲稿。

为早日恢复科协和学会大声疾呼

第三次与钱老面对面，是陪同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周培源先生听取他关于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建议，并担任记录。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十年动乱中，科协和学会被迫停止活动，只是在对外交往中，保留一个中国科协的名誉。唯一能代表中国科协出面接待外宾的也只有周培源副主席一人。四人帮垮台后，尽管科学界恢复科协和学会的呼声很高，但由于当时工青妇和文联都还没有恢复，中国科学院领导（文革中“三科”都合并到科学院）只允许中国科协在北京搞点活动，而由党中央和国务院筹划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科协和学会很可能无缘于这次大会。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坚守在科协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实在等不及了，就希望钱老出面为科协和学会讲讲话。于是就有了这次钱学森约访周培源谈加强科协和学会的建议。

1977年6月29日晚，钱老到北大燕南园周老的寓所看望周老，简要地阐述了他对在四化进程中，加强科协和学会工作以及科普工作的重要作用的见解与建议，并反复强调到本世纪末只有23年了要赶快干。我参加了这两位老科学家的晤谈，并担任记录。钱老讲话一向很有条理，语速也比较慢，我基本上是原话照录，稍加整理就成为一份简报，第二天送周老、钱老过目后，以最快速度打印出来，呈送有关领导，并在科技界广为散发。到了8月，听说小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会议代表住在北京饭店，我就拿着这份简报去找出席这次会议的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沈其益教授。沈老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创办人之一，原全国科普协会的副秘书长，一向热心科技群众团体的工作。我问他是否可向小平同志转呈这份简报，他慨然应允，并亲笔给邓副主席写了一封信，附上钱老约访周老的简报，呈送上去。这样就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了几位著名科学家的意见。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就写上了“科学技术协会和专门学会要积极开展工作”和“必须大力做好科学普及工作”两句话，使恢复科协、学会和做好科普工作有了“红头文件”。

再一次强调要大力加强科普工作

1978年11月14日上午，钱老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一届二次全委会上就如何加强科普工作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建议。我是这次大会的简报组长，记录编发了这一期简报。

他首先算了一笔账，按10亿人口计，每人每月参加两次科普活动，全年就得有240亿人次的活动。按1个点，1次可容纳100人，1天搞2次活动，全年可接待7万人计，全国就得有30多万个科普活动点。另一个算法，这240亿人次中，有1/10去科技博物馆参观，按1个馆1年接待240万观众计，就得有1000多个大型科技博物馆。方毅副总理多次提到的那个西德科技博物馆，规模相当的大，1年只接待150万观众，可见我国的科普任务是何等的巨大！

接着，他强调搞好科普工作，需要解决几个认识问题。第一，科普的对象不只是工农群众和青少年，还应包括专业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即所谓“高级科普”；第二，科普工作不仅是专业科技人员给专业知识少的人普及，在广大群众的发明创造中往往有许多科学道理，恰恰是科学技术上的新课题或生长点，可供进一步研究、提高；第三要达到普及的效果，一定要做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说到这里，他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观点：“一个科技人员如果不能用通俗的语言，把他的专业知识向不在行的人讲清楚，那他的专业知识就没有真正学好。为此，他建议，将来在科技人员考核，研究生考试，学校提讲师的时候，不但要写科技论文，还要写一篇科普文章，写不好，不能毕业，不能提级。”他的这一建议，以后曾在多个不同场合倡导过，并为媒体引用报道。

他还希望文艺工作者能一起来搞科普。他说，要调动文学、美术、电影、电视、广播等各种手段与科学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多出版一些图文并茂的科普书籍；多拍一些完整的系统的介绍某一门科学技术的长篇电影，也拍一些真正能说明某一问题的好的电视科教短片；要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把科普展览办成艺术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生动活泼的演示展台；美术工作者要把科学的预见和成就，用形象生动的画面表达出来；还要利用自然条件，开辟各种天然的科学公园；在全国每一个县都建立包括展览馆、试验室、报告厅、会议室以及必要的生活设施、旅馆和科协、学会机构在内的科技活动中心。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才能最大规模的深入的搞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完成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任务。

最后,他坦诚地郑重地提出了一个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建言：“要完成上述历史使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现在先进的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投资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我国科技落后，在科技上花的钱，应占3%，而其中的1/3应花在科学技术的普及上，即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这样经过若干年努力奋斗，就能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科学技术普及的任务。”对钱老的这个发言，与会全国委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赞成。

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中国科协二大以后，钱老先后出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和名誉主席，对科普事业的关注、支持和指导就更多。

他出席过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发奖大会；莅临过第一届全国科普美展；指导过《航空知识》和《太空探索》（原名《航天》）的办刊，以及科教片《向宇宙进军》三部曲的创作；听取过农村科普工作、厂矿科协工作的汇报；接待过科普学研究者、科普史研究者和科学小说创作者的来访；给众多科普作者、编者亲笔写了回信；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曾要我和汤寿根同志去向他汇报组建科普创作队伍的情况。他在听完了我们的汇报之后，鼓励我们说：“三中全会以来，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在这么一个大好形势下，出现一些问题，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中国科协有一个科普创作研究所，又有一个科普出版社，要把力量组织好。”“要看到21世纪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新世纪，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思想观念，科普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要发挥科普组织的引领作用。”他还在一次宴请外宾之后，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再三嘱咐我要抓好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工作，等等。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大科学家，居然每天清晨都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普广播节目，而且坚持多年，从未间断。1984年8月31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科学知识》开办35周年的茶话会上，我亲耳听到他饶有风趣地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说我是支持《科学知识》这个节目的。那么，同志们要考考我了，说说今天早上6点到6点15分的《科学知识》节目是什么内容？我每天早上起来，6点钟的头一件事就是收听《科学知识》节目，今天也不例外。今天的《科学知识》节目是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钰哲研究员写的稿子，他也是紫金山天文台的名誉台长。这篇稿子从紫金山天文台的历史讲起，讲到了我们国家天文科学的发展情况，对不对呀？（与会者热烈鼓掌）好，考了60分！”

接着，他虔诚地说：“我要非常感谢这个节目的同志们和为这个节目撰稿的同志。他们是天天在给我上课，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那我今天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一定会显得更加愚昧无知，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要感谢老师们！”（与会者再次鼓掌）

下面，他讲了他对科普的一些看法，特别强调要做好对广大干部的科普工作。

一位肩负着国家重任的科学巨匠，一位引领着众多新兴学科开拓前行的科学大师，为什么能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这么多心思，来关注科普，支持科普，引领科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写到这里，我仿佛再一次听到钱老荣获“感动中国”第一人时，组委会称颂他的颁奖辞：“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智慧的宝库，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如今，大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丰功伟绩，他的博大胸怀，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睿智才情以及他对我国科普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在纪念钱老逝世一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桩桩往事，我仿佛又见到他自回归到离去、从壮年到暮年的一幅幅儒雅平和的音容笑貌，一帧帧在多个场合谈笑风生的精彩瞬间。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他的精神、他的风范将激励我们继续奋勇向前。

（作者为中国科协原科普部部长 章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