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上午9点55分，我突然接到中国名城委副主任委员史凡大姐转来的周干峙院士原秘书、住建部规划司调研员汪科发来的短信：“我的恩师、建设部原副部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先生今晨六时辞世，享年84岁。让我们祝福他一路走好。”噩耗传来，彷如高厦轰然倒塌，大地突然塌陷，悲从心来、泪流沾襟、不胜苍然、泣不能安……。
周干峙院士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家，他参与指导并组织实施了北京、上海、西安、苏州和天津、唐山震后重建以及深圳?济特区等城市总体规划或详细规划的编制，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城市规划新理念，为推进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我国城市规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周干峙院士非常重视城市科学研究工作。他说，城市发展需要城市科学，城市科学需要服务于城市发展。一部城市发展的历史是由简到繁的历史，解决城市发展的复杂问题必须要有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团队精神，希望我们城市科学研究者，要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团结协作，攀登，再攀登！我高山仰止般的和周干峙院士近三十年师生般的相知、相识、相交就得益于城市科学研究，得益于共同从事的城市科学研究工作。
记得，那还是在1988年10月。当时，“河北省省辖市市长城市问题研讨会”在邯郸召开，周干峙院士应河北省建委、河北省城市科学研究会的邀请来为市长们作学术报告。我作为邯郸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筹）秘书长，被市领导指定负责接待周院士以及来邯做学术报告的郑孝燮、李梦白等一行。当时，周干峙院士还在建设部副部长任上，政务繁忙、事情很多。根据惯例市政府准备派车去北京接他，但他坚决不让。他说，在郑州还有个会，会后买张票坐火车就到了，非常方便，别搞得兴师动众，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结果郑州会后他连晚饭也没顾得上吃，在秘书的陪同下，坐五点多钟的火车，晚上将近十点才到邯郸，简单吃了点饭，又开始整理第二天的讲稿。第二天上午周院士作报告后，又抓紧时间和来邯参加会议的宋淑华常务副省长就全省建设工作情况交换意见，中午他谢绝了市政府的宴请，赶到他妹妹家（他妹妹在邯郸中煤设计院工作），和妹妹一家人吃了顿午饭，下午两点就赶回北京了。虽然周部长在邯郸只有短短十几个小时，但他那紧张有序的时间安排，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博览广闻的学术知识，以及对事业执着、奉献、忘我的工作精神，无不折射出作为一位学者型官员的简朴、睿智和敏锐。
这次，我与周院士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周院士在百忙之中还不忘记我这个“小人物”，当他听我汇报邯郸市正在筹备成立城市科学研究会、我又是筹备小组秘书长时，他充满激情地对我说：“城市科学研究可是个大事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就是在于（光远）老的倡导下，在万里、李瑞环等领导的支持下成立的。现在你们邯郸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就要成立了，这是一个好事。我在建设部还分管联系城市科学研究会，希望以后多联系。”想不到的是在1989年12月召开的中国城科会二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上，周院士又当选为中国城科会常务副会长，在1999年6月召开的中国城科会四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上又当选为中国城科会理事长。我会作为中国城科会的团体会员、我作为中国城科会理事，周院士又成了我的直接领导和“顶头上司”。从此以后，每当有重大课题研究时，我都把周院士作为我学业上的师长、工作中的导师，专程到京向他请教，亲自聆听大师指导；在外参加由中国城科会举办的研讨会议时，只要是周院士参加，我都要到他住宿的房间里坐一坐，面对面地聆听大师的教诲。
记得，那还是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后，中共河北省委六届三次全会决定把城镇化提到全省主题战略的高度。为适应形势发展，市委采取领导决策研究和专家咨询相结合；党政机关研究和大学院校研究相结合；专业研究力量和社会研究力量相结合的办法，组建了由时任市委副书记杨慧任组长，时任市委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和我任副组长的“三结合”的课题组，开展了《邯郸市城镇化战略研究》。经过了近一年的工作，当该研究即将完成定稿之际，我们专程上北京征求周院士和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委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城科会、建设部等有关专家意见时，周院士特地抽出时间接见了我们一行。周院士说：“《邯郸市城镇化战略研究报告》我看了两遍，你们自己搞的，一个主报告，十个分报告，不错。一个地级市能搞成这样，说明你们是下了功夫、动了脑筋的，在全国也不多见。”他说，“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以及如何把握城镇化进程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城市未来发展以及规划制定的重大问题。”“研究城镇化首先必须要明确城镇化的动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增长，其产生的经济原因，就是因一段时间的集中投资而产生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其社会原因，可以说是源于由分配机制产生的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水平的差别。可以说城镇化是社会分配机制导向作用所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之一。”接着，周院士又说：“基于以上原理，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城镇化发展战略制定时，必须以经济为基础，以培育城市竞争力和城市魅力为核心，以打造更加舒适的城乡人居环境为落脚点，辅助以对农村分配政策的调整，统筹城乡建设、居民所需要的基本资料，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环境保护等各个要素的发展。”
周院士还说：“邯郸多年以前我去过……，有农业，如棉花；又有工业，特别是纺织、钢铁、矿山，都有基础……。中央提出了东北的问题，你们邯郸也可能是河北的‘东北’，也属于老工业基地，离开产业和?济的发展，谈城镇化就没有了基础。”周院士接着说：“邯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区，是中国古代一个繁华的地区，从商、周、晋、赵，一直到汉，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很了不起，这些东西是发展城市文化产业非常好的内容，对推进城镇化也有借鉴。邯郸是成语典故之乡，我们的成语在韩国和日本都是相通的，这又是一个大大的吸引力。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重要”。周院士这些高屋建瓴的见解、超前的指导，今天看起来对我市正在实施的“宜居宜业宜游富强邯郸美丽邯郸”建设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更可贵的是周院士作为原建设部副部长、我国杰出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科学研究领军人物，在关心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和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发展的同时，对我们邯郸这些处于二三线的城市发展也非常关注。那还是在十几年前，当我国建筑学界、城市规划学界的泰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担纲并承担的国家级课题《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启动后，周干峙院士作为该课题研究的顾问，他除考虑北京、天津的发展外，还考虑到象邯郸、安阳、邢台这些处于京津冀边缘地区的城市如何借船出海，借力发展。因此，在2002年10月《一期报告》出台后，还想到这些边缘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做些调研，做到规划研究率先，主动帮助决策，讲究科学部署，早解决一些问题，达到“以北京首善之计，绘首善之图”之目的。当时，我市正在谋划和编制《十一五》规划和《第四期城市总体规划》。市委、市政府决定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北大等大学院校，中央和国家、省决策咨询研究部门的院士、专家莅临邯郸，为邯郸发展献计献策。为此，我受市领导的委托专程到北京，邀请周院士莅临邯郸，参加市委、市政府组织的“院士专家邯郸行”。周院士不顾七十多岁高龄，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时隔将近二十年后，又一次来到邯郸。当天晚饭后我陪同周院士在邯郸市内走了走看了看。在座谈中，周院士既肯定了邯郸近几年的发展变化，又指出了需要注意的地方。周院士说：“关于邯郸城市总体布局、总骨架，现在看来还是做得不错的。‘一个中心，几个卫星城’，组成了几个系列，这个没问题，不过局部还值得推敲”。周院士说：“城市外围要做真正的组团，一个组团也许就是10万人、20万人，组团之间用绿化来隔离，有宽有窄，有的地方一公里，有的地方几十公尺，千万不要摊大饼，如果像摊大饼一样摊出去，那么很显然，建筑高度密集，生态也搞不好。”“河流保留是毫无疑问的，河流的保留不仅是保留一条水道，而保留的是一条生态带，它还有河滩，河有宽有窄，里头有鱼、有昆虫，还有鸟。如果河流都变成整整齐齐的像公园一样，那鸟就不来了”。周院士说：“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块牌子来得不易。在城市规划上，切忌‘邯郸学步’，决不能照搬照?其它大城市的发展模式。一定要以人为本，体现地方特色。昨晚有顺同志陪我在博物馆广场走了走看了看，沿路走来，绿树成荫，广场、草坪、树木浑然一体，中华大街宽阔通达、车水马龙；通往建设局、规划局的小路清静自然，办公环境优雅舒适，这就是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的很好模式，这正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很值得发扬。”“我这里提一个建议，就是新区的土地划分和路网结构太简单，太呆板，都是简简单单的大方格子，对于一个城市非常复杂的交通和生活，用这么简单的方格处理，不太好，特别是城市景观。”“邯郸市的街道，大体上从东到西规划了四条干线，每条干线都十几公里长，80米左右宽，走在路上一方面宽的很壮观，一方面宽的真可怕，宽大的马路看不到尽头，车辆走过的时候很容易认，但下一个路口很容易错过。我建议你们再研究一下，要做到每个路口的景观不一样”。
同时，周院士通过调研，针对邯郸在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中所处的区位，说：“邯郸地处京津冀的边缘，离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四个省会城市都在200公里左右，离北京、天津也有三、四百公里，可以说是‘中心的边缘’。但是，根据地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心的辐射半径是随着地域空间距离的?长而呈依次递减态势，在多个中心辐射半径所递减的区域，因为受中心主导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链接效应、生产效应和现代化效应能动的减弱，很容易形成一个中心边缘的次增长中心，这就是美国学者佛利德曼（JR fredman）在1966年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因此，周院士希望邯郸市城科会做做这方面的研究，为邯郸在京津冀一体化?调发展中献计献策。为此，我会根据周院士的建议，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心的边缘与边缘的中心——晋冀鲁豫接壤区城市发展态势研究》，提出了“立足中原、做大自我、加强合作，共同培育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议。省、市领导采纳了我会的建议，并在我市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和《第四期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了“把邯郸建设成为晋冀鲁豫接壤区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在国务院批准的我市《四期总规划》中，也明确指出：邯郸城市发展目标为“河北南部地区中心城市”。当我将这些情况向周院士汇报后，周院士欣慰的说：“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邯郸的发展大有希望。”
随着与周院士接触的增多，我还先后陪同时任邯郸市市长白录堂、唐若昕，时任邯郸市委副书记李从军，冀南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磁县县委书记李德进以及河北工程大学、省城科会的领导、教授多次拜访过周干峙院士，周院士每次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并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答疑解惑，指导工作。同时，应沈阳市政府邀请，他还通知我参加了由他和赵宝江（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长）带队组成的专家组，赴该市就《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进行咨询论证，耳提面授地帮助我增长才干，进行“充电”。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院士是在中国名城委和北京市名城保护办公室联合举办的“我国实施名城保护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会后我同史凡大姐一起到办公室看他，周院士听说我们来了，专程从家赶到办公室接见我们。这次周院士看起来老多了，也显得消瘦，我不禁担心的劝他要多注意休息。周院士说，最近有个规划，上苏州多跑了几趟，可能赶得紧了点。随后，周院士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属蛇的，今年七十二。”“你还在搞城市科学研究，搞名城？”我说：“是的。”周院士说：“有二十多年了吧。”我说：“从八八年算起，有二十四年了。” 周院士说：“你也是老城科、老名城了。”随后周院士又对我说：“城市科学研究和名城保护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象都是研究城市，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城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和有序发展，都是为了为人民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因此，无论城市科学研究也好，名城保护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关于人的科学’。现在国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城市科学研究的环境也很好，你是在城市科学研究第一线工作的，又有实践经验，又有搞研究的经历，还是要多发挥点余热，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想不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是我与周院士的最后一次见面，周院士最后的谆谆教导，无疑是对我的最后嘱托。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难道还要夺其生命！真乃是天也悲、地也怆，想想我和周院士近三十年的交往，仿如昨日一样。我的好导师、好领导，您不是被病魔夺走您的生命，您是为我国的城乡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奉献出自己的身心的呀！
今天，周干峙院士走了，周院士的仙逝，不仅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事业的重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
在大师走后的许多天里，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想想大师对我的关怀和教诲，想想大师的敬业献身精神，我在3月20日参加大师遗体告别时，特献上一幅挽联：
功垂贯世 规划建筑两大师
巨星陨落 泣血同悲双院士
愿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