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4日，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谢世。这是城市规划界的一大损失。周干峙先生生前担任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的首任院长，全国历史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对我国城市规划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先生远去，我谨以此小文，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怀念。 

　　创业艰难 院长办公在地下室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规划建设专业人才供不应求。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让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周先生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深有感触。在这种背景下，周先生受命重新组建在“文革”中被遣散的规划专业队伍。他以灾后重建需要为由，让一些专业骨干归队，使一些专业人员陆续从全国各地调回。重新组建的中规院办公条件十分艰苦。不足100人分散在北京百万庄附近的三个地点办公，其中一个办公地点为建设部的北配楼，仅一层归中规院使用，图书资料室就设在这里。而院长办公室则设在另一个办公地点——一间仅有十多平方米的宿舍楼地下室，且院长、书记、副院长挤在一起办公。当不同的人同时来找不同的领导，屋内人满为患时，周干峙院长就带几个人在地下室的走廊里说事。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周院长和当时的领导对工作满怀激情，都想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大有作为。1982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批七七、七八级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中规划院时，周院长身穿短袖汗衫，推着一辆自行车，挥手对年青人说“欢迎你们。” 

　　中规院建院初期编制的规划中，影响最大的是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曾获全国城市规划优秀设计一等奖。这个规划是周院长亲自带领单位骨干和一批年青同志完成的。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深圳定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从无到有，再到面对谁也无法预测的市场经济发展，困难可想而知。周先生他们在规划中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突出了从特区实际出发、为特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基本原则，既放眼于长远，又立足于现实，特别是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规划，突破常规标准束缚，坚持留有余地。三十年后再看，当时确实有超前的意识。 

　　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国内外对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新生儿十分关注。一大批来自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地的专家曾多次参与总体规划的讨论，开始时多持怀疑态度，争论颇多。周院长请当年“北京梁陈方案”主持人陈占祥先生领衔，与国外专家展开讨论和对话。陈占祥先生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顾问总工，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当年师从英国规划大师艾伯克隆比，参加战后大伦敦规划，在英国规划界有很高的声望。经过多次协商，外国专家也为深圳的城市规划贡献了力量，成为深圳规划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周先生尊重人才和运筹帷幄的能力为人称道。中规院也从此成为规划界的一面旗帜。 

　　敢于直言 心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1982年，国务院公布北京等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24座，此后又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2000年之后采取成熟一个，公布一个的原则，至今全国已有123座历史文化名城。1983年，周干峙担任中规院院长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名城保护研究所——风景名城规划研究所，此后，他一直关注着名城保护事业。我1984年到中规院风景名城规划研究所工作，有幸在名城保护方面聆听周先生的教诲，并参与一些名城保护工作。 

　　全国历史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集中了一大批全国资深专家学者。郑孝燮、罗哲文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吴良镛、谢辰生、王景慧、阮仪三等先生。委员会在名城保护政策、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每次专家委员会会议，周先生都会根据当前形势，提出委员会要做的工作任务，并组织积极的学术讨论，这样的会议是名城保护中的“高峰论坛”。周先生对名城保护三十年的评价是“高度重视，空前破坏”。他对名城保护中出现的问题，绝不回避，直接面对。他反对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选取方案，除在评审会上公开反对外，还上书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反对“鸟巢”方案中对建筑顶部的处理方式，最终“鸟巢”去掉了可开启式的活动屋顶。作为专业权威和住建部副部长，他说：“我反对过的东西有时也改变不了，但我还是要反对，要坚持。”这句话我听到过好几次。 

　　在名城保护中，周先生最反对地方领导把名城保护当成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他经常深入名城实地调查，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深知市场的力量，强调要合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名城的保护。 

　　我记忆比较深的有桂林的“世界百桥”工程，周先生当时就提出桂林的山水环境和中国的历史人文结合完美，百桥等个别的桥也许对于城市环境是添彩的，但总体来说，这个倾向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不能提倡。他要求组织人力认真调查研究，避免在名城保护中出现“形象工程”。周先生也坚决反对乌镇将文化遗产打包上市的做法。江苏周庄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道路问题，周先生都亲赴现场，提出处理意见，保住了周庄名镇。就在两个月前，针对大同名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在听了大同市政府的汇报后，周先生还亲笔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对名城保护提出意见和建议了。 

　　周先生在名城保护中，思路开阔，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强调对近现代遗产的保护，他说云南的腾冲城，抗日战争时毁于战火，但是60多年后，这里的自然环境恢复得很好，当时存在的遗址也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自然环境与现代的人文环境比较和谐，希望我们能够关注腾冲，使它也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 

　　苏州古城 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1990年，英国外交大臣里夫津德来华，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邀请周干峙先生参加，我因为1988年参加过中国青年规划师在英国的培训，也在邀请之列。招待会前夕，我在走廊里看到一位大使馆官员陪着周干峙先生散步，便跟了过去。走廊上有一幅不大的中国山水画，画的是姑苏城，周先生说自己是苏州人，并在这幅画前讲起了苏州的历史、园林和绘画，讲得十分动情，我将周先生的话翻译过去，感觉自己翻译得很不到位。 

　　苏州是我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我国名城保护中的典型范例。在苏州保护的过程中，倾注了周先生的大量心血。1986年周干峙参与制定的《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定苏州古城区的建筑不得高于24米。上世纪90年代初，苏州提出了干将路改造的设想，并专门到北京向周先生汇报、请教。周先生请了一批城建、古城保护的权威专家，对方案进行研究。在分析具体情况后，周干峙说服了多数专家，支持苏州市领导对干将路进行改造。他认为，保护不等于什么也不动，干将路改造不仅是改善交通的需要，也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更新的需要。如果不改造，古城的生活、经济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制约，但改造的同时必须要保护好古城的风貌。在他的指导下，干将路按两路夹一河的方式进行改造，沿线新房子的高度、色彩、形式等，也都进行了控制。苏州博物馆新馆、虎丘地区综合改造工程、天赐庄片区保护与利用工程……几乎所有重大城市建设项目的规划论证，都可以见到周先生的身影。同为苏州藉的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先生，深切痛悼周干峙先生：“姑苏失英才太湖含泪，学界念泰斗长城低首”。 

　　周先生作为我们的老院长、老部长，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敢于担当和勇于追求的一生，永远激励我们为名城保护事业努力。 

　　“六十载规划西安洛阳天津深圳彰显时代特色，数千年城市保护发展战略管理引领华夏风采。”

　　周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教授、住建部历史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