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黄祖洽 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理论物理学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同年8月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80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缔造“两弹一星”伟业的诸多科学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有着较为特殊的一段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入理论设计阶段。当时的黄祖洽，是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两方面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在2004年黄祖洽8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上，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这样评价：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那天，前去给他祝寿的人中不乏德高望重的科学界泰斗，更有曾与他共事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黄祖洽总会被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与“两弹一星”元勋的荣誉失之交臂，是否觉得留有遗憾？
“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黄祖洽的回答总是平静如水。
每一次面临事业抉择时，上面这句话，也的确是黄祖洽所遵循的朴素原则。1980年，正处于科研事业巅峰期的他，决定在自己迈向花甲之年的人生旅途中开启全新的事业——走上大学讲台，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
从核武器专家到大学教授，有人说黄祖洽“一生两辉煌”，并用“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来总结他科学人生的两大阶段。辉煌背后，是他对人生的不懈思考与追求。
倾心物理的“文学少年”
在黄祖洽出版的一本名为《三杂集》的书中，收录了他中学时期所写的“少年作文十篇”。这些作文均来自60多年前的两本作文簿，由黄祖洽的母亲留存、珍藏下来，直到母亲辞世前才最终转交给他。
《月明之夜》、《爱国贵于自爱说》、《论建设心理国防之重要性》……单从篇名来看，当年那个心系天下的少年黄祖洽便已跃然纸上。
作文簿上，一篇题为《读庚信小园赋书后》的文章后，语文老师写下这样的评语：“骈散一炉，文情俱胜。使季绳而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也。勉之望之！”
“季绳”是黄祖洽的字，老师建议他专攻文学，并寄予极高期望。然而，初露文笔锋芒的黄祖洽其实对理科更感兴趣，特别是物理。
1943年高中毕业时，黄祖洽听说西南联大物理系云集了当年最好的教授，便决心前往内地投考。他未曾料到，原本并不算遥远的一段投考之路，却因战乱充满了艰辛坎坷，直到一年后他才如愿走进理想的大学。
在西南联大的4年生活，用黄祖洽自己的话说，就是“游进了知识的海洋”。期间，有数学老师曾建议他转入数学系，但他还是坚持最初的选择——物理系。
“学了物理，能够解释许多原来说不清楚的事情。”黄祖洽说，他为物理学的精确性着迷。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黄祖洽随复校的清华大学北上，继续选入物理系，1948年毕业时恰逢解放前夕。他回忆，当时北平的政府机构和有钱人纷纷南迁，市场萧条，就业困难。
“我不愿放弃物理，又没能在北平的学校或研究机构找到合适的工作，唯一的选择是考研究生。”在老师王竹溪的建议下，黄祖洽最终报考了刚刚留学回国任教于清华的钱三强的研究生。
进入清华研究院，黄祖洽先是跟随钱三强研制核乳胶，一年后又改跟彭桓武研习理论物理。彭桓武比黄祖洽大9岁，做黄祖洽的导师时刚刚34岁，已是国际物理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后，两人一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特殊情谊。
1950年硕士毕业，黄祖洽离开清华园，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
“半导体”书写传奇
走进近代物理所没几天，黄祖洽就经历了他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次事故——遭遇严重车祸。有半个多月时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以至有人说：“黄祖洽从此做不了理论工作了。”
“我并没有就此趴下。”黄祖洽回忆道，尽管车祸对他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但他当时非常性急，疗养半年后就重新投入研究工作中。
头上缠着纱布条，行动迟缓，步态蹒跚，不少人叫他“黄老”。黄祖洽觉得奇怪，明明自己还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被称作“黄老”了。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写道：“我从12岁开始离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心理上总觉得自己还是12岁，没有意识到在不断长大。考虑问题也老是保持12岁的少年心态。”
随着身体慢慢恢复，黄祖洽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任务，开始与同事们一起调研核理论。忙碌的工作中，他说自己早已没有功夫去纠结年龄的问题。
1953年初，按照钱三强的部署，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两年后，彭桓武调至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时隔5年，二人从师徒变为战友，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也正是在两人开始共事的1955年，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一堆一器”，即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于是，黄祖洽被分配到反应堆组，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培训。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十月宾馆，当时我正好和彭桓武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研究所学习反应堆理论。除了苏联研究人员开办讲座以外，我们还一同研读资料，并且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黄祖洽回忆，正是在这种频繁的研讨中，他们发现了对方的设计方案存在着巨大失误。
“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百分之十以上。”黄祖洽深知，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不可怠慢。
向领导汇报、与苏联专家沟通、双方反复测算，黄祖洽计算出的反应堆临界值，最终在临界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回国后，彭桓武与黄祖洽合作，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加速核武器研制，原子能所按领导指示成立了“轻核理论小组”，由黄祖洽带领十几个年轻人进行氢弹预研工作。不久之后，为了加强原子弹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又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参与设计原子弹研制所需的“状态方程”，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预研。
由此，黄祖洽得了一个“半导体”的绰号——按保密要求，他在原子能所的工作情况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以促进他们的工作；但核武器所关于原子弹的研制，却绝不能向外界有丁点透露。
与许多人一样，黄祖洽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里废寝忘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两弹研制，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时隔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纪录。这一辉煌成就，无疑凝结着黄祖洽和他的同事们日夜为之奋斗的血汗。
后来，每当有人称黄祖洽是两弹功臣，他就淡淡回应道：“搞原子能、搞核武器都跟机遇有关，那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作为学理论物理的人，理所当然要参与进去。”
“杏坛二三子”
回忆自己与原子能打交道的30年时光，黄祖洽特别提到，“两弹传奇”是在他们遭受大字报围攻和群众组织批判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而创造的。
1969年，在领导完成一种新型号氢弹的设计后，黄祖洽被送到河南上蔡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学习改造”。在那里，他播种、收割、养猪、种菜，还干过建筑小工。而就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工作。
“虽然尽力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任务，但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却做得不够。”黄祖洽意识到，“文革”也将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
1980年，就在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不久，他出人意料地接过教鞭，受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那一年他56岁。
为何选择教书育人作为自己最终的事业？
“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使得中国的人才断层问题有所弥补。”黄祖洽的选择，是对“五七干校”期间自我反思的回应。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最为深刻的体会是要“教学相长”，他觉得“只有学得好了，才能教得好”。80岁寿辰纪念活动上，黄祖洽向前来祝寿的嘉宾致答谢词，仍是谦虚地说：“这么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一名学生的心态。”
在《抒怀》一诗中，黄祖洽写下“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两句。看到青年才俊的出现，他总是满腔喜悦、心情舒畅，并把它看作从教的最大成就。而“雏燕离巢去，良才异国挪”，则是他痛惜人才流失的写照。
自1999年起，黄祖洽开始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选修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让同学们从接触物理学一开始，就生发出浓厚的兴趣。
兴趣，让黄祖洽在动荡的求学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投身科学和教育事业，他又时时不忘国家和时代的需要。一步步走来，对于这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物理学家，我们很容易想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他一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