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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闻周刊》水保人生 黄土魂——记著名土壤学家朱显谟院士
发布时间:2018-03-27 来源:科学新闻周刊 张行勇 梁峻 【字号:  

  2004年2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向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刘东生、王永志院士颁发获奖证书,表彰他们为国家科技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刘东生院士在大会发言和随后的中央电视台采访中,都提到了一个给他一生研究第四纪黄土以直接帮助的人。

  2007年 2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向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颁发获奖证书,表彰他为国家科技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李振声院士在谈到他从事科研的历程和感受时,同样讲到一位老师、科学大师对他的影响。

  被两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著名科学家不约而同提到的人,就是中国科学院、水利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名誉所长朱显谟院士。

  朱显谟,1915年12月4日生于江苏省崇明县三光镇,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从事土壤、土壤侵蚀、水土保持和国土整治方面的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工作60余年,因科研成就斐然,1991年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因治学严谨、品德高尚而深受科技界同行敬重和爱戴。

  2008年2月10日,本刊记者再次采访93岁高龄的朱显谟院士时,朱显谟院士讲: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重建黄土高原土壤水库是治理黄河的根本……

  上篇: 质疑 论证 “标新立异”

  “民以食为天,有土斯有粮”。朱显谟少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农民。在课余和假期繁重的农田劳动中,他看到了古老耕作方法的艰苦和收获甚微带给农民的悲凉,萌发了长大后改变农业落后状况的念头,并由此立下了当一名科学农民的志向。他在上海中学毕业后,违背了中学数学老师的希望,没有去投考交通大学,而是投考了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在大学后期选择了土壤肥料专业。

  1940年大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北碚中央地质调查所,随指导老师侯光炯赴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省开展土壤调查工作。一年多野外工作和期间读完的《世界土类》等四大土壤学经典专著,为他以后从事土壤地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侯光炯先生的指导对朱显谟后来严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侯先生在野外调查工作中总是从土壤剖面的形态入手,深入了解它们形成的环境条件、具体发生过程及其演变规律;告诉朱显谟这是研究土壤发生分类的基本功,一定要细心体会牢牢掌握。同时提醒,做土壤调查工作必须做到“四到一问”即“走到、摸到、看到、访问到和最后问一个为什么”。

  这也许是后来朱显谟不迷信书本的原因,甚至产生“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想法,而养成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习惯。60多年来,朱显谟在土壤发生和地理分布、土壤侵蚀及其防治方面不断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既不符合传统,也不适应潮流,无怪乎被称之为“离经叛道”或被斥之为“标新立异”。经过后来实践检验,他提出的许多观点,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朱显谟认为:科学家不能建立新理论,亦当端正老差错。在他一生的科研工作中,只要是认定了的事物,总会锲而不舍地坚持寻求正确的答案。

  “红色土是黄土”?!

  2005年,刘东生院士在《一个尽到了自己科学历史责任的人——祝朱显谟院士九十华诞》中追述:“我和朱显谟先生真正的直接接触是在1954年以后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一见面朱先生就提出来地质学上的‘红色土’到哪里去了?怎么在野外找不到‘红色土’?这是一个大胆的提问,当时无人能回答这一问题。”

  “红色土”是一个第四纪地层的名词。1929~1930年,杨钟健先生和法国著名第四纪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两人在考查了山西、陕西两省的黄土高原的黄土地层之后,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地层名称。在1930年以前,对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地层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沿用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的概念,以为黄土很厚,而且地质年代上包括了地质上的第三纪和第四纪。另外一种说法是根据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的工作提出来的,他在调查了华北的新生代地层以后,发现覆盖于河谷阶地上的黄土一般都较薄,其时代是晚更新世。安特生将他在北京斋堂附近清水河的马兰峪附近所见的黄土称为马兰期的堆积。后人就一直沿用这个名词,称之为“马兰黄土”。

  朱显谟先生并不满足于已有结论。在提出红色土到哪里去了的疑问后,他研究发现红色土实际上是含有古土壤层的黄土,1954年首次公开发表了黄土剖面中的“红层”是古土壤的观点。1958、1965年又连续发表论文探讨古土壤的剖面特征、分布及其形成条件,探讨“红层”与黄土风力沉积的关系。朱显谟先生通过进一步研究,比较全面地提出了黄土中古土壤的存在以及在黄土堆积期间一些生态环境的交替变化。明确提出“黄土”也是古土壤,不过是干、冷时期形成的土壤,而“红色土”是代表温湿时期的古土壤,并认为黄土高原地区的降尘、成壤、成岩是黄土—古土壤剖面形成的特殊过程;提出了黄土地区的土壤形成过程是世界上一个新的成壤过程,这一地区各类土壤应作为一个独立土纲来对待的观点。这些看法曾一度被批判为“厚古薄今”。

  后来刘东生院士对此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朱显谟先生从地层的成因上更正了德日进和杨钟健未予肯定的红色土是黄土这一重要地质问题。这对地质学和我国第四纪地质环境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古环境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一直说显谟同志是我的老师,因为1955年在山西离石县王家沟一同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我得到显谟同志的帮助仔细地辨认了那里的几层古土壤层,肯定了我1954年在三门峡会兴镇的黄土剖面中所看到的也是古土壤层,为以后把这套红色土命名为离石黄土打下了基础……”

  红壤是古土壤、黑壤是棕壤?!

  20世纪40年代,朱显谟在江西省从事土壤调查工作之初,对红壤是那里的地带性土壤深信不疑。当年由泰和向赣南调查时,在花岗岩区的确越向南走土壤越红,而且风化壳越来越厚,常深达80 米左右;但自大廋东折,经过红色盆地时,由于基岩的差异,出现不同色调的幼年土,南出红色盆地而又入火成岩山区后,红色就不那么鲜艳,而表层反见灰棕色,土厚也不足50厘米;尤其进入广东境内观察石灰岩上色料不同的“黑色石灰土”后,对红壤是目前华南一带“生物地带性土壤”一说产生了疑问,对通常把红色岩层上的紫色土和各种红色土壤划分为不同土类的做法很不赞同。当时由于对风化成壤两个过程同时同地进行的实质无所了解,无法提出新的命名和分类办法。但他当时坚持认为,它们都是与成土母质特征相近或完全相同的幼年土,不过一则与当前土壤分布的“地带性”相一致,也就是“显域土”;另一则就是与地带性并不一致的“隐域土”而已。

  为此,朱显谟提出了我国华南红壤主要是古土壤、红色风化壳的残留和红色冲积洪积沉积物,而不是现代生物气候地带性土壤的见解。同时指出江西省庐山“冰砾泥”的红色也是固有的而不是后来发生的。后来又认为分布于皖南、赣、湘、两粤、云贵等地的红土可能都是以往相近时代的产物。

  这些论点曾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朱显谟说:“这也许是我后来被调出红壤地区工作的原因”。但朱显谟的科研风格依然是没有拐弯转向,而是“峭立原地任水过”。经过几十年逆流的冲淘,旁征博引,终于从土壤侵蚀和沉积学、生物反馈矿质元素以及华南不同时期玄武岩上土壤与红色风化壳等性征的对比中得到证实,并获得了土壤发生学上的依据,也为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后来的研究结果佐证。1987年,他的论文“Red Clay and Red Residuum in South China”(中国南方的红土与红色风化壳)在香港大学召开的第三纪中期以来的东亚古环境第二次学术讲座会上宣读后,受到了与会专家的重视和好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红壤改良方法也在解放后被政府大力倡导,在赣州进行了大面积推广。

  1950年朱显谟在黑龙江进行土地调查时,明显意识到黑龙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而单产不高的原因主要是耕作粗放,土壤侵蚀较强烈,建议重视这个问题,采取相应防治措施。在调查时初次发现灰化土中A2层并非R2O3的淋失层而是硅的淀积层。由此他认为:我国东北森林植被下的土壤为棕壤而不是灰壤。1986年夏,他在前西德参加第十三届国际土壤学会期间对典型灰壤观察后,断定A0层下的A2层实为硅的淀积层,而不是R2O3淋失层,不过SiO2在酸性条件下较先地淀积而已。同时还提出部分黑土是由于草甸土或沼泽脱水而来,当时也引起了争论和反对,但后为中科院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的实际工作所证实。

  权威理论也有局限?!

  朱显谟院士在多年的科研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一切新思想、新经验都来自于实践,国外学者的观点、理论也是从特定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中国的土壤研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崇洋媚外。他坚信:模仿是手段,追踪创新才是目的。

  前苏联著名土壤学家威廉斯提出的成土过程与风化过程同时同地进行的理论,曾经是指导中国学者进行土壤发生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朱显谟对它不迷信,而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发现了威廉斯理论的局限性,即该理论仅适于块状岩体上进行的与陆生生物进化相一致的原始成土阶段。后来,尤其在沉积岩体上,常因环境条件的不同,这两个过程在过程和强度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同时又常常因为着生植物的自然演替和人为生产活动影响等不同,而产生根本性的甚至相反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土壤性征时必须善于识别其整个演变历史过程,以免在土壤系统分类中出现原则性差错。

  在此研究思想指导下,他从研究风化过程和成壤过程的实质入手,进一步明确了这两个过程在土壤形成中的内在联系和各自的范畴,阐明了这两个过程同时同地进行着而又完全矛盾的过程。风化过程仅仅是把块状岩体经过热力作用变成细粒物质,原生矿物经过化学和生物化学作用而变成次生矿物和易于淋溶的矿质,而成壤过程由生物选择性地拦截和吸收了游离出来的矿质将其变成生物界中不断循环的活质,并在生物圈的反馈、腐解、矿化过程中,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又可不断合成相应的黏土矿物,而使土体成为具有和当地生物气候条件相一致的历史自然体——土壤。于是,他提出了地质大循环中的风化过程只能是土质的形成过程或称之为“成土过程”,而生物小循环才是真正的土壤形成过程或称之为“成壤过程”。1963年发表的《陕西太白山岩生植物和原始成土过程》一文,通过对太白山岩生植物的演替和原始成土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把从岩生微生物到高等植物为止这一段的成土过程称为原始成土过程,把由此形成的土壤称为原始土壤。由此推断,没有陆生生物的着生就没有土壤的形成;反过来倘若没有土壤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没有生物的进化和发展,当然更没有人类的出现。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明确提供了成土过程和风化作用同时同地进行的实例,而且又确认了生物因素在成土过程中的作用,并系统地呈现了土壤肥力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它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和不同植物区系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情况。

  朱显谟先生这些关于原始成土过程的研究,发展和丰富了威廉斯关于土壤形成过程的学说。

  风成沉积形成黄土和黄土高原?!

  1959年,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朱显谟先生毅然告别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来到地处西北农村的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即现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前身。

  李振声院士在回忆起朱显谟先生举家西迁时动情地说:“当时我作为水保所的年轻科研人员到南京协助朱显谟先生搬家,看到朱显谟先生放弃南京土壤研究所二层专家楼,举家到位于黄土高原的杨陵小镇,住两间平房,且无卫生间和厨房,吃水要到共用自来水龙头接。这种为了科学事业的理想、为了国家的需要,献身于黄土高原土壤科学研究的情操和行动,深深感动了我,使我坚定了扎根杨陵同样可以做出世界性科研成果的信念。帮朱显谟先生搬家的经历,影响着我一生的科学态度。”

  在朱显谟先生的指导下,水保所先后建立了土壤地理、土壤侵蚀、土壤肥力等研究室和土壤标本室。20世纪60年代,在朱显谟先生的倡导和组织下,建立了子午岭科学定位观测站及参加了全国一些水土保持场站的规划治理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培养出了一支专门从事土壤和土壤侵蚀研究的科技队伍;朱先生20世纪80年代带的硕士、博士生如今已成为我国土壤和水土保持学家,如刘保元、刘国彬、吴普特、李勇等。

  在黄土高原工作的50多年中,他实地考察了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20多遍,三次跨越昆仑,两度入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朱显谟先生通过对黄土—古土壤性征的对比及其形成机理以及植被繁生与土壤渗透性和抗冲性的巩固提高等作用的研究,根据孢粉、石器、历史地理以及水土流失的定位观测资料,提出了黄土高原本是黄土物质由西部给源地被季风携带至黄河流域上空,通过黄土粉末自重降落、凝聚降落和雨淋降落三种方式沉降堆积而成,是250万年以来高空泥拦水、水截泥而形成的黄土沉积,即西来尘暴和东来湿气相遇交锋的结果。在其著作《中国黄土高原土地资源》图片集中,以图片的形式显示了“没有季风就没有黄尘的降落;没有植被的及时繁生也就没有黄土高原”的科学论断。对黄土和黄土高原的形成提出了风成沉积的新内容。

  黑垆土、塿土研究成果成为黄土高原土壤地理研究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起,朱显谟先生对陕西省主要耕作土壤的发生演变进行了悉心研究,特别是研究了塿土、黑垆土的主要成土过程。他指出塿土主要分布于陕西省关中和山西省西南部汾、渭河谷的阶地上,是长期耕种熟化的土壤。

  黑垆土主要分布在陕北、晋西北、陇东和陇中一带,宁南亦有分布,其有机质层深厚,而含量较低。20世纪60年代,朱显谟先生曾不断提出把黄土高原黑垆土、塿土专门列出建立独立土类的意见,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确认和应用,纠正了以往将黄土高原黑垆土、塿土划为粟钙土的差错。尤其是他对塿土这一古老耕作土壤的形成及分类的系统研究,为研究耕作土壤创出了新途径。他关于塿土、黑垆土的这些研究成果为黄土高原土壤地理研究典定了的基础。1964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其专著《塿土》。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土壤学家格拉西莫夫、柯夫达和罗卓诺夫来华参加中苏合作考察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朱显谟先生因对黄土高原土壤及土壤侵蚀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他们的肯定和重视,故在考察期间他们切磋交流,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常常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展开激烈的争论。给朱显谟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同柯夫达教授对塿土耕层CaCO3来源的争论。柯夫达教授认为塿土耕层的CaCO3来自下部土层的CaCl2,系CaCl2通过毛细管作用上升与CO32-结合形成CaCO3而淀积在土壤上部。而朱显谟认为,塿土耕层主要由含5%的CaCO3黄土和有机肥组成的土类人为堆积而成,因而剖面上部土层的碳酸盐含量较高是原来累积的,而不是地下水内毛细作用的结果。井水较深的二、三道塬都存在同样的现象,而仅在地下水较浅而不施土粪的耕地反而不见碳酸盐反应,朱显谟以确凿的事实论证终于使柯夫达教授信服。

  朱显谟说:“与罗卓诺夫在黑垆土上的争论,而后达成共识,极大地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个人感情。分别时,我们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后来罗卓诺夫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这段的友情。”

  科学工作者之间最真诚的友情来自于他们之间在科学观点上的真正共识。

  下篇: 踏访 专注 治土方略

  形成国家和区域尺度土壤侵蚀分类系统的理论基础?!

  1955年,朱显谟先生发表了《暂拟黄土区土壤侵蚀分类系统》一文,1956年又发表了《黄土区土壤侵蚀分类》一文。这是根据黄土地区土壤侵蚀类型、发生演变及其分布规律最先拟定的黄土区土壤侵蚀分类系统。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黄土高原沟蚀严重的特点将土壤抗侵蚀能力分为土壤抗蚀性和土壤抗冲性两部份分别进行研究,同时指出抗冲性研究是揭示黄土区土壤侵蚀规律的关键。他根据侵蚀营力的不同,将黄土区的土壤分为水蚀、风蚀和重力侵蚀三大类,并根据水蚀过程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侵蚀土壤在流水中存在的状态,可把水蚀分为溶蚀、片蚀和沟蚀三种类型。该土壤侵蚀分类系统充实了土壤侵蚀学科的内容,对黄土区的土壤侵蚀调查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对黄土高原以冲刷为主的观点也提供了理论支持,为黄土高原土地整治提供了依据,并被全国许多科教单位广泛应用。他先后公开出版了《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系列图》、《中国土壤侵蚀类型图》。这些研究成果形成国家和区域尺度土壤侵蚀调查及理论基础,引起国内外不少同行的兴趣和重视;1978年获陕西省科学大会奖,同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几位前苏联土壤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了朱显谟关于黄土高原土壤和土壤侵蚀的研究成果。

  “28字方略”治黄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抚育了中华古代的灿烂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公元8世纪以后,黄河下游泛滥、决口、迁徙次数增加,灾害频繁,成为一条害河。建国以后,在每年黄河下游河床淤沙4亿吨的情况下,黄河仍保持安流,这是我国治黄建设的伟大成就;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患未根本消除。因此,黄土高原国土整治问题直接影响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的土地沙化及其防治、黄土高原北部能源基地的综合开发与环境改善和复耕,以及根治黄河水患和改善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

  朱显谟先生一贯认为治黄问题实质上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造成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薄收更广种”,下游河堤“越加越高,越高越险,越险越加”、“河床愈高,断流上溯愈快,历时更长”的恶性循环。

  为此,朱显谟先生积40余年黄土高原土壤侵蚀规律与水土保持、国土整治等科学研究成果和结合群众的实践经验,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其内容是“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以下简称“28字方略”)。

  “28字方略”的重大科学意义在于:它以黄土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为基础,反映了用科技促进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思想,是黄土高原脱贫致富的科学依据;同时,这一理论从原始土壤演变过程的形成机制上形成了“土壤水库”学说。

  “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的思想,既能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潜力,又能从根本上消除地面超渗径流而防止水土流失的危害。

  “28字方略”的前10个字是总目标和一切开发、生产和治理保护等措施共有的战略目标。第四纪以来各期黄土—古土壤序列剖面的叠加堆积,弃荒百余年来子午岭植被的自然恢复以及山青水秀美景的再现,和群众把“三跑田”变成“三保田”的高产经验可以为此作证。

  其余18字是根据种植业对水分要求和各类生产措施的水保、生态和经济效益所作的科学的和合理的安排。(1)“米粮下川上塬”(含三田和一切平地)。川地和塬地为一切耕种栽培最为经济、方便和有效的生产场所。这些地区可通过全部降水入渗而获得高产稳产,并应善于保持传统耕作经验,以调节供水(最佳)性能和防治杂草,定期进行深浅交替耕作,以防止犁底层的形成,保证土壤水分速渗性能,以保证和满足人民对粮食和其它食品不断增长的需求。(2)“林果下沟上岔”,含四旁绿化。林果对水的要求高,只能种植在水分条件较好或能拦蓄地面径流的沟、岔部位。(3)“草灌上坡下坬”(含一切侵蚀劣地)。该类地坡陡坬荒,在黄土高原分布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植物生长立地条件差,应以恢复草灌为上策,消除径流冲刷,保证泥不下坡。

  此外,朱显谟先生还提出“28字方略”的实施应以迅速恢复植被为中心,辅以必要的工程措施,培养地力,增进土壤渗透和抗冲性能,使道路、居民点和其它硬地面径流安全排泄、拦截和储蓄。

  “28字方略”被无定河皇甫川流域治理指挥部和国家“七五”、“八五”期间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攻关项目的11个试区广泛采用后证明,其对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198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特邀他参加在罗马召开的国际高级土壤专家会议,讨论有关如何合理利用土壤来满足世界人口日渐增长后的吃穿问题。

  近二十年来,朱显谟先生曾先后“六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逐步发展与完善了“28字方略”的内涵。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还将《再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一文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

  1997年4月,在全国第六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已是耄耋之年的朱显谟又以洋洋洒洒近万言的《提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的前前后后》一文作为大会的献礼,引起国务院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姜春云同志专门接见了朱显谟并听取了他关于“28字方略”的汇报,对“方略”给予了极大肯定,并指示:希望尽快提出落实“方略”的具体办法。此后,他又写出了《黄土高原地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三论国土整治“28字方略”》以及《抢救“土壤水库”实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四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等系列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实施“方略”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和办法,推进着方略实施的步伐。

  为使“方略”在水土保持治理中更全面而具体地得以实施,朱显谟更加深入地对“方略”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他从陆地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及其整个地质历史演变过程的研究中,发现“土壤水库”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是陆地生态系统发生发展的关键和动力,因而从充分合理利用水资源角度提出:维护和加强“土壤水库”建设,提高以“土壤水库”为本的“三库”协防效益,确保当地经济与生态系统协调持续发展。

  在2002年5月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朱显谟联合刘东生、孙鸿烈、李吉均、赵其国等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提出了有关维护加强土壤水库的建议。以维护加强“土壤水库”为本的“三库”协防,非但可以把潘家铮院士提出的“大水利建设”观念落到实处,且大大扩大了水利的实际效益和范畴。

  刘东生院士对此评价:“虽然大家都有各自的成就,但现在看来只有朱先生一人把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大家的心愿和希望,通过28字水土保持方略表达出来了。其原因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显谟同志把科学工作中最难统一的两件事统一起来了。一是他50多年来对水土保持研究锲而不舍的科学的专注精神。这种专注精神不仅是一个跨世纪的专注,一个人一生的专注,而且是对一个难解的问题的专注,并且还是经过了各种复杂条件变化之后的专注,实在是难得。另一个原因就是看起来似乎和科学专注相矛盾的群众智慧的吸收……把老乡们的智慧和现代科学知识合在一起,这是显谟同志一贯重视的科研方向,特别是对水土保持而言。现在大家所常用的描述黄土高原的地貌形态名词概念塬、梁、峁等就是经过显谟同志的大力提倡而流行起来,在国际上已变成了通用的名词了。在水土保持方面他很自如地掌握了地质学和土壤学是一个可逆反应的关系,把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一个流域要从分水岭到侵蚀基准面的规律应用于他的‘28字方略’……”

  结语:科学家的品质

  作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屈辱和最值得骄傲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朱显谟先生、刘东生先生都经过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到8年抗战,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以后的建设年代,都有着一个“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社会背景。1937年7月后,卢沟桥、“八一三”等事变的爆发,使得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惨遭杀害。中央大学也内迁重庆,朱显谟在重庆度过了内心十分痛苦的三年大学生活。但此时,朱显谟更坚定了学好科学知识,拯救国家的决心。

  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期间,朱显谟先生曾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和批判,并株连了子女。但他从未间断研究工作,仍继续投身到地方病水土病因研究第一线,调查研究形成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土壤因素。

  2006年,年已91岁高龄的朱显谟院士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第4期上发表了论文“重建土壤水库是黄土高原治本之道”,探讨了黄土高原“土壤水库”的功能,研究了地表水库、土壤水库、地下水库三库协防在治理黄土高原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构建和谐黄土高原,再现秀美山川的三条建议。

  2006年10月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现任所长邵明安研究员宣读了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袁纯清同志写给朱显谟先生的信。袁纯清省长信中写道:感谢朱显谟院士一生为治理黄土高原做出的重大贡献,拜读学习“重建土壤水库是黄土高原治本之道”一文后,感到非常重要,已批复陕西省水利厅认真学习,要应用于陕北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之中……

  刘东生院士在《一个尽到了自己科学历史责任的人——祝朱显谟院士九十华诞》中写道:“他给我的印象和启发是在任何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丝毫放松自己的科学研究,这往往是一般科学工作者难以做到的。他是一个从不人云亦云的人,他也是一个尊重别人的科学意见的人……这样的研究应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色,又是一个科学家难得的品质”。

(责任编辑: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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