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2日15时，航天巨星陨落，102岁的任老总离开了我们。

　　一位百岁航天老人，为祖国航天事业辛劳了半个多世纪，九十岁还在上班工作。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任新民，为中国几代航天人留下了受益无尽的财富和恒久的思念。追思跟随任老总在发射场的烈日下，在火箭、卫星旁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他高屋建瓴的思想话语、对航天充满热忱的犀利目光、横扫问题时的有力手势，再一次浮现在脑海里。

　　与中国航天相关的第一

　　1949年8月，已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并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的任新民，毅然返回祖国。回国后，他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哈军工筹建工作。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力邀任新民一起参与开创中国的航天大业。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航天人生，他的一生在中国航天创造了多个第一。

　　1956年12月29日，根据中苏协定，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两发P-1导弹实物交接验收及签字仪式，任新民作为中方代表在交接协议上签字，成为中国接收导弹第一人。

　　1960年3月，苏联撕毁合同。任新民义愤填膺，在导弹副总设计师兼发动机总设计师任上憋着一口气，全身心投入导弹研制。苏联专家撤走不到3个月，中国仿制导弹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这是他在航天征程迈出的第一步。

　　1961年9月，他在国防部五院火箭分院副院长兼导弹型号副主任委员任上，率队自主研制的火箭发动机首次试车成功。接着，在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任上对发动机挖潜改造，提高导弹的射程，并且开展了大推力发动机研制获得成功，成为中国导弹发动机第一人。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运载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中国第一枚用于发射卫星的火箭，任新民担任该火箭的总负责人，成为中国运载火箭第一人。

　　1978年1月，他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此时中国航天启动了总师管理制，他出任中国试验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实用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即五大系统“总总师”。堪称中国卫星通信第一人。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场区总指挥，他成为中国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人。

　　1984年8月，随着中国航天进入应用阶段，任新民受命于“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成为气象、新型遥感卫星第一人。

　　1986年11月，中国航天宣告进军国际市场，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卫星，任老总出任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是发射外国卫星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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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12日，巨星陨落，享年102岁。任老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百岁航天第一人。

　　惊心动魄的卫星发射

　　我与任老总结识于他受命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之时。

　　1983年9月，试验通信卫星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先后运抵西昌卫星发射场。任老总在发射场驻扎了7个月。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卫星发射任务，在这7个月中，我每天都看到任老总忙碌于组织火箭、卫星测试的身影。其中任老总决策换火箭发动机，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那是1983年底，火箭完成技术测试在做转往发射阵地准备时，操作人员突然发现一级火箭发动机没有按要求装防护拉杆。当任老总火速来到发动机前时，发动机从外表看并无异样，但铁路长途运输的振动对发动机有何影响却无人知晓。任老总非常生气：“这完全是工作不认真不细致造成的！对发动机有没有影响必须要由数据来说话！现在有条件拿到数据吗？如果没有数据，为了保成功，只能换发动机！”换发动机？谈何容易！数个航区测量站、几艘远望号测量船在待命；数千公里通信保障电路要调整；数吨重、价值数百万的发动机在发射场，更换条件受限，装配不易，拆下来再装上风险更多；发动机往返上海要安排专门运输，时间拖延对其它系统带来的潜在风险，涉及五大系统的计划协调难以想象……千斤重担即刻压在了当时69岁的总总师身上。涉及成败绝不做无把握之事！经过加班加点、昼夜兼程的几天，这些工作全部完成，火箭不带疑点威武地耸立在了发射塔上。

　　1984年1月29日发射日清晨，我见几个战士在控制室的山洞口，从车上往下卸成筐的面包和大塑料桶装水，便小声问旁边指挥卸车的副参谋长是怎么回事。他用手挡着嘴对着我的耳朵神秘地说：“这是以防万一，为你们这帮在山洞里指挥发射的家伙准备的救命干粮。”

　　这是西昌发射场首次执行发射任务，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火箭第一次点火，发射控制室的山洞第一次经受强烈的轰鸣震动，注满数百吨燃料的火箭距离山洞不足百米……我再看，发射塔四周的建筑物，为了防止冲击波，所有的窗户玻璃都贴上了米字形的白纸……瞬间，辉煌与险峻交织在脑海。而这时任老总气定神闲就站在不远处的火箭旁。

　　火箭点火前的那一刻，我看见坐在旁边的任老总镇定地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屏，等待数秒钟后的火箭点火，崇高的使命感顿时压倒了险峻与恐惧。久经沙场的任老总真的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

　　攻克氢氧火箭发动机

　　1975年3月3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这便是中国航天史上的“331”通信卫星工程。

　　火箭飞行的动力源自发动机。液氢液氧发动机具有明显的高比冲。比冲值越高，发动机效率就越高、推力就越大。虽然世界公认液氢液氧是一种极好的低温高能推进剂，但其易燃、易爆、运输困难、贮存危险，给使用带来诸多难题。任老总很早就提出，突破低温技术搞液氢液氧发动机是迟早的事，那时中国的火箭发动机必将跨越一个新台阶。

　　在他的提议下，发动机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液氢液氧发动机工作组。任老总从设计目标、技术方案、研制难点到实现路径、人员安排、试验步骤等方面都不断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这种顶层设计的缜密思路和技术民主作风使得工作逐步深入。在发动机涡轮泵试车连续失败时，他和大家一起找到了共振的原因；当发动机试车中出现缩火现象，将会对火箭飞行造成失稳时，他提出加大流量、提高启动功率、调整程序、改善液氢品质的明确措施。在氢氧发动机研制进行的100多次不同工况点火试车中，任老总几乎悉数坐镇试验现场。难怪有人问任老总中国航天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时，他干脆地回答，就两个字：“实践。”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飞向太空，业内人士都明白，新型火箭背后的真正英雄是液氢液氧发动机。

　　发射场的“闪电行动”

　　利用高轨定点卫星通信，具有距离远、容量大、覆盖面广、质量好、可靠性高和机动性强等优点。但通信卫星工程是一个技术复杂、学科繁多、涉及面广的庞大系统工程。当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亲自督促检查工程进展。任新民则日夜兼程深入第一线定计划、抓质量、攻难关、抓落实。

　　中国首次发射试验通信卫星时，当火箭、卫星按发射程序进入5小时倒计时功能检查，即将对火箭加注液氢时，却发现火箭陀螺平台功能性故障。陀螺平台那可是火箭的心脏。任老总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要本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不查清故障绝不发射，决定终止当日发射的计划安排。

　　陀螺平台安装在火箭顶部的仪器舱下，仪器舱上部安放着卫星，卫星外面罩着整流罩。要查清故障必须将陀螺平台从火箭上卸下来，必须按照反程序进行一步步操作。任老总一刻不离现场，目睹操作人员的一个个动作。他虽不说一句话，但那严肃的表情，犀利的眼神，给在场所有人以无形鞭策和鼓励。55小时过去，全部工作一一完成，各系统有条不紊重新进入发射程序。

　　1984年1月29日，中国第一枚新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却由于发动机故障并没有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老总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撰写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发飞行试验故障分析及采取措施的汇报提纲》，从发射场飞往北京做了专题汇报，之后又带着重新组织发射的重任再次返回发射场。

　　4月8日19时20分，长征三号第二发火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飞离地球。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获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掌握地球静止卫星技术的国家。

　　自1月29日到4月8日的70天里，任老总西昌—北京—西昌往返穿梭，亲力亲为坐镇查清解决了火箭飞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完成了发射台烧蚀修复、电缆铺设、状态恢复工作。整个再次发射准备速度快、质量优、效率高、渠道畅、各方配合好，实为前所未有。任老总高兴地赞誉这是中国航天当时的“闪电行动”。

　　“我不同意喷星条旗！”

　　1990年初，任新民作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又一次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这里坐镇指挥用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

　　人们在照片上看到的任老总大多是笑容满面，而他对工作的严厉、近乎苛求却也有目共睹。一次故障分析会上，一位遥测系统副主任设计师辩解曾经做过试验，任老总竟然猛地站起来指着那位设计师吼道：你撒谎！次日晚继续开会，这位副主任设计师检讨说：“带到发射场的两台设备，备份设备在北京做过试验，这台出问题的装箭设备确实没做过试验。”任老总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故意撒谎，是记错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记错也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那是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在西昌发射场测试接近尾声之时，中美双方协调中，美方提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整流罩上喷涂美国国旗。这个问题大家闻所未闻，也毫无思想准备。问题反映到坐镇发射场的任老总那里，需要请任老总签字定夺。没想到他坚决表示反对。任老总说：“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火箭为什么要喷美国国旗！我的火箭全部是自己的东西，连螺丝钉也没有一个是外国的，为什么要喷美国的星条旗？我不同意喷涂美国国旗！”

　　那边美国人坚持要按照国际惯例，必须在五星红旗的另一边喷涂等比例的美利坚星条旗，毫不让步。这边任老总态度坚决，毫无松动。第一次对外发射服务，既没有经验借鉴也没有教训可循。国旗貌似事小，但若僵持必会影响到整个发射计划，那可就用国际法律来约束商业合同了。问题上报北京上级机关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既然是国际合作就应当按照国际惯例，既然是商业航天发射就应按照商业合同办理。

　　没想到，这一决定转达任老总后，任老总态度平静地说，那你们就赶快按决定去办，但我保留意见。大家面面相觑悄悄退出，出门后才敢小声嘀咕：这老头真够倔的。

　　任老总性格虽然倔强，但思想并不僵化。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任老总及时了解情况，认真分析了国际合作要素，没几天便主动提出自己要以改革开放的思维来对待航天国际合作。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轨道。“亚洲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为中国进入航天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开端，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后续为澳大利亚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为美国发射的多颗铱星、为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发射卫星时，任老总对中国不同型号的火箭上喷涂相关旗帜时都给予了支持。我们感到任老总做事认真，为人耿直，勤思进取。用当前的话来说，任老总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

　　力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实现难度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978年6月，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率团访问日本时，一名日本记者问，中国航天搞不搞载人？相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一位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见任新民，见面后也提出，中国航天准不准备发展载人？

　　这些提问触动了任老总正在思考的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构想。于是1984年他提出，从现在起应对中国载人航天制订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着手研究，国家一旦批准发展计划，这些预研成果就可以支持计划迅速起步。

　　1985年7月，任老总时任航天部科技委主任，他发起召开了空间站问题研讨会，形成了载人航天研究的初步设想。他说：空间站迟早是要搞的，若等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那时候就晚了。当时最激烈的分歧争论体现在中国是以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起步，任新民最初倾向于高起点的航天飞机，但后来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最终明确表示上飞船比上航天飞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不久，由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组织成立了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那一年炎热夏季的一天夜里快12点时，我们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我看到任老总头发贴在汗淋淋的头上，身着短袖衣、飘悠悠的薄裤，精神矍铄地出现在门口。75岁的任老总事先没打招呼突然来到会议室。大家一看任老总来了，立马全体站立起来。任老总很随意地与大家坐在一起开始了颇有启发与开导作用的问答。对于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任老总谦虚地说，我只能说这些，准确的结论可以安排专题会议专门给你们答复。他就是这么个认真的老头儿。大家一再催促他早点儿回去休息，他却与大家谈笑风生一直待到次日凌晨1点多钟才离去，临走还一再催促我们不要熬得太晚，第二天还有正常工作。

　　1992年9月2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会议要求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

　　此时任老总已是77岁高龄，他被任命为首席顾问。之后他老当益壮，坚持参加研制中重大问题攻关研讨会。他尽己所能，帮助和支持年轻科技人员攻克载人航天的关键技术，直接参与方案论证、技术评审，呕心沥血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献计献策。

　　90岁仍然上班工作

　　自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在酒泉点火升空，到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4年间，每次发射，任老总都出现在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的发射现场。2003年，任老总已年满88周岁。这个年龄仍然坐镇在航天发射第一线，这将是什么样的意志和体魄！怎能不令人钦佩！

　　1999年5月，84岁的任老总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坐镇参与指挥了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射。2002年5月，87岁的任老总又一次奔赴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坐镇参与指挥了气象卫星的又一次发射。直到90岁，大家还常常能看到任老总提着文件包到办公室上班。

　　任老总有一副好身板，为他常年东奔西跑、走南闯北提供源源动力。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发射场，每天晚饭后只要没有急事，他都会沿着发射场的公路走路，步伐不大但频率高、步履稳健。

　　有一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总结会在山东泰安市召开。会议闲暇，会务组安排爬泰山。只一会儿工夫，比任老总小将近40岁的我已经是气喘吁吁，而任老总却旁若无人稳步向前。会务组让他坐缆车，被谢绝，我跟在后面自然也没好意思坐缆车，随任老总一路爬到南天门。第二天，我的腿酸痛无比，连下楼梯都有困难，在我为自己的样子不好意思时，发现我们步行爬到南天门的所有人都与我相差无几。而任老总从我们身边过去却毫无异常，迈着平常的步子“腾、腾、腾”上了楼。看着他的背影，大家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又一次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会议在北京怀柔召开。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大家爬慕田峪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在我又紧随在任老总身后当好汉。任老总又是一路领先，健步登到长城的顶部向我们招手致意。

　　30年前，任老总提出中国航天要加快进入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这一目标随着中国新型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随着门类齐全的应用卫星投入使用，随着航天员一次次太空翱翔准确返回，随着神舟与天宫完美精准对接，早已实现。任老总晚年又关注着中国航天进入世界航天强国和航天军民融合战略。他认为航天军民融合是航天快速发展、更好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按照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真正做到民营与国企公平竞争，在国家统一规划下，扶持和推动民营航天作为国家航天的有益延伸和有效补充，这样将会更有力推进中国航天的全面发展。

　　2017年2月16日，任老总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航天老领导、与任老总共事多年、97岁的马云涛对笔者说：“非常好的科学家，我们航天的四老总，走了三个了，他是最后一个，所以我必须到这来跟他告别。”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士接受笔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任老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追求确实是终身不渝。尤其是航天发动机，那是火箭的心脏，他带领我们，确实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培养了一代航天人。我们怀念任老的同时，应当遵循他的教导，继续努力，把我们的航天事业搞得更好。”

　　目前，中国航天正在遵循任老总的遗愿，开拓创新，向世界航天强国大踏步前进。

　　（作者：王建蒙，航天系统工程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