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夔先生走了，灯火燃尽，走得很安详。2017年8月1日上午9时，蒋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1岁。

　　他是世界著名物理有机化学家和有机氟化学家，中国物理有机化学和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参与研制了国防急需的氟橡胶，领衔团队获得了当时空缺4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他在“文革”期间落下了颈椎顽疾，到后来只能坐轮椅上班，但他从未后悔冲破美国阻挠回国报效。

　　他从事基础研究几十载，不觉寂寞，有了新发现会兴奋地整夜睡不着。

　　他推崇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认为他说的就是对的。

　　他淡泊名利，尽心提携后辈，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是学生超越他。

　　他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正式场合必穿西装。他的英文极好，被学生们尊称为“蒋格风”。

　　高山仰止。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一生执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科学家。

　　不受已有文献或他人工作的约束

　　1942年元旦，未满16岁的蒋锡夔开始写日记，这一习惯他一直坚持了67年，直到最后病重住进医院。除了“自省”，他对许多科研问题的思考也真实地被记录了下来。

　　17岁时，蒋锡夔阅读了鲁滨逊的《如何独立思考》一书，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的种子就此萌芽。他认为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包括“不轻易下结论”这个原则。例如，不能说“这条定律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爱因斯坦说的”，只能说“爱因斯坦所说的这条定律是正确的，因为它已被某某科学家的实践所证明。”

　　由于回国受阻，1952年，蒋锡夔进入美国凯劳格公司工作。一次，公司邀请了在“曼哈顿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有机氟化学家米勒来做学术报告。米勒提出，缺电性的全氟和多氟烯烃只能与亲核试剂反应。初出茅庐的蒋锡夔对于这一论断却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一论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如果用一个亲电性更强的试剂去进攻全氟或多氟烯烃，就有可能发生亲电加成反应。他为此详细地设计了实验方案，实验结果与他在设计方案中预期的结构完全一致。这是一个由中国学者发明在化学工业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反应。

　　不墨守成规，不受已有文献或他人工作的约束，敢于否定别人，也敢于否定自己，这成为了他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鲜明特质。

　　自1981年起，计国桢研究员跟着蒋锡夔做自由基方面的工作，建立起一套反应取代基的自旋离域能力的参数。这套参数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论，国际上很多自由基化学家认为并不需要这样一套参数，用原有的那套参数也可以解决问题。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泰内尔教授就公开这么讲。到了90年代，课题组积累了相当多的实验数据，做了28到30个取代基。计国桢去美国西北大学做访问学者，碰到了泰内尔教授，把整套数据都给他看，泰内尔这才信服了，觉得这套数据的确是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尽管后来在美国《有机化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但为了证明这套数据是可以用的，课题组后续又做了很多实验。一开始是在同一个温度下做实验，可蒋锡夔要求一定要在4到5个不同的温度下做实验，并且在每个温度下测出来的必须都是同一个参数。他们的工作最后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许多自由基化学家都使用过这套参数。

蒋锡夔和助手们在实验室讨论工作（1981年）

　　他划去了论文上自己的名字

　　赵成学教授是蒋锡夔的第一个研究生，他被要求每个月用英文写一份完整的研究工作报告。每次，蒋锡夔都会非常认真地帮他修改报告。赵新研究员是“关门弟子”，他刚进课题组，蒋锡夔就教他如何对化合物编号，要做到即使哪一天装化合物的瓶子打碎了，被扔进垃圾桶了，只要瓶子上编号还在，就可以搜寻到这个化合物是在哪本实验记录本上，是哪天做的，有些什么表征数据。

　　蒋锡夔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很有心得，尽心提携后辈的他曾经在中科院学位工作会议上作专题发言。他的发言稿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内部参考，被中科院发到下属各个研究所。

　　“我在实验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无法理解的反常现象，蒋先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要求我改变原先设定的论文研究方向。”范伟强在读博士期间，按照蒋锡夔的指导转攻“一些长链分子在水中有簇集现象”的问题，在《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了3篇论文。当时正值上世纪80年代初，科研条件较差，能做出这样的工作相当不简单。就连范伟强后来到美国做博士后，他的导师也说这样的成果即使是美国的博士也是很少见的。

　　由此，蒋锡夔课题组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疏水亲脂相互作用造成的有机分子簇集和自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其后来取得的科研成果，成为蒋锡夔获得200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新起点。当得知获奖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时，范伟强惊喜不已：“我离开上海有机所已经超过18年，而且还在美国工作，但是蒋先生仍把我列为主要完成人。毫无疑问，这是我个人科研生涯和事业上的最大成就。”

　　蒋锡夔在其专著《有机分子的簇集和自卷》的序言里提到，“我和同事们都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研究生，感谢他们的热情苦干精神和想象力，因为所有的实验都是他们设计和进行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耕耘者。”在蒋锡夔心目中，他的学生是他进行科学探寻的同行者。

　　“自由基自旋离域效应参数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参数里的两个J字母代表的是蒋锡夔和计国桢姓名的第一个拼音字母，说明蒋先生非常提携他的合作者。”程津培院士说。

　　惠永正调到研究室的时候只是一名助理研究员，但过了没多久，蒋锡夔就推荐他担任课题组长。他也不负所望，闯进了关于螺旋结构象微环境效应的新领域。蒋锡夔并不熟悉这个领域，“补课”了许多文献，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看法。不久第一篇论文出来了，惠永正把蒋锡夔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位，可是蒋锡夔却坚决地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早在1973年，蒋锡夔就曾经在有机所为科研人员上过专业英语课，他还亲自朗读英语单词并录制了几盒磁带放在所里供大家使用。由于他朗读的英语单词发音标准，因此这些磁带深受大家的欢迎。当时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使用的一个国际品牌叫凌格风，因此，蒋锡夔上的英语专业课以及他录制的这些磁带被所里的同事们亲切地称为“蒋格风”。

　　晚年的蒋先生每天上班都拎着一只公文包，这是他70大寿时全组师生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他非常珍惜这份情缘，一直到2006年他实在拎不动这只公文包了，才不得不拎着布包来上班。

　　“他日为祖国人民服务，是已下了信心了”

　　蒋锡夔的父亲病重时，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文革”中吃了那么多苦头，后悔回国吗？蒋锡夔对此心平气和作答：为祖国效力，我一点都不后悔。

　　蒋锡夔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豪之家，他5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辆美国产的12座加长豪华型别克轿车，这是当时全上海第二辆由家庭拥有的豪华型轿车。杭州西湖旁的蒋庄，也是他家的资产，1980年蒋锡夔的母亲根据蒋父的遗愿捐给了国家。

　　1948年8月，蒋锡夔在吴淞码头乘船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在3个月前的一篇日记里，他就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懂得将来的中国是怎样的需要工业人才，然而也懂得自身气质是适合于怎样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如何，他日为祖国人民服务，是已下了信心了。”

　　1949年夏天，上海解放。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后给家人打了电话，这是他在美国期间打过的唯一一次越洋电话。短短几分钟的通话让他激动不已。他在1949年5月2号的日记里面记载着“感受到了说不出的快乐”。

　　他在1958年的自传中写道：毕业前的大半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扣留中国理工农医科留学生归国的公文……由于思国思亲，我也曾半夜枕湿……他毕业选择了在一家公司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想着要回到祖国，我觉得在公司上班只要一有回国的机会，我可以马上辞职，立刻回国。”

　　“文革”期间，他坚决不承认莫须有的罪状，也从来没有诬陷过别人。他的颈椎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晚年在散步的时候也会摔倒，只能坐着轮椅去办公室。不管身体如何，坚持每天去上班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1972年底，周恩来总理提出中科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许多在“文革”中遭遇不幸的科研人员对于重新开展这一工作有所顾虑。当时，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在蒋锡夔研究室里成立了608组，主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在608组成立的全所大会上，蒋锡夔系统地介绍了将要开展的研究以及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他这种敢为基础理论研究立题的大胆行为，让其他科研人员为之震惊。“在那样的年代，敢于用‘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名称的，在中国科学院也就是我们这一家了。”计国桢研究员回忆说。

　　1981年5月2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蒋锡夔领导的研究室出成果出人才》一文。就在同一天，他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年，他已经55岁。

　　年轻时的蒋锡夔很喜欢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还曾经以此为旋律进行填词，“在那遥远的天边有一颗明亮的星，它是我的理想，它永远照着我的命运。”

　　如今，先生走了，成为了天边一颗明亮的星。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