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中国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去世。在此之后的３０年里，人们对竺可桢先生的纪念历久弥深，先后有近２０种纪念文集和传记著作出版。本月，《竺可桢全集》的前４卷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两年内其余１６卷将陆续出版，总计２０卷，共１３００多万字。

《全集》分两大部分，一是各种文稿和信函等，二是日记。文稿部分也全部是按年代顺序排列，无论文章类别，从１９１６年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起，日记部分则记到他去世前一天：“局报晴转多云 最低－７度 最高－１度 东风１－２级”。

竺可桢给我们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一代宗师，同时又是科普作家，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极高，有着科学家一切的优秀品格，这一切在《全集》中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除此之外，在《全集》中还可以看到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处在社会大动荡之中的时代烙印。

超越科学家的视野

１９４６年，竺可桢先生任浙江大学校长，从他那时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一种坚定、冷静及洞察一切的睿智。

１９３６年４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也是竺可桢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他使浙江大学这所普通的地方大学成为全国一流的著名高校。到浙江大学后，竺可桢延请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如苏步青、贝时璋、谈家桢等。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南迁一样，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西迁，走过了浙江、江西、广西、贵州４个省，后人称之为“文军长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竺可桢也要保证最好的教育质量，凡事躬亲厉行，选校址、聘教授、确保及时开课。１９３８年就在他因公外出奔波之际，夫人张侠魂和次子先后染疫去世。

竺可桢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没有将浙江大学变成偏于一端的理工科大学。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那种能扭转时局的领袖人才，他说的领袖人才不仅限于政治领袖，是各行各业的领袖。他一直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有“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期间有多篇文章论述教育问题，如《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论女子教育》、《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大学之使命》、《大学教育与民主》等。

竺可桢以“求是”精神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显然是想与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相对照，以哈佛大学为蓝本勾画浙江大学的。这位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科学家同时又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早年他眼光就不局限于科学本身，论述《地理与文化之关系》、《中国人之体格》，关注《欧洲之现势与将来之危机》、《我国地学家之责任》，以及像《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天气和人生》、《论早婚及姻属嫁娶之害》、《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防》等与人本身与国家社会相关的文章。

从已出版的前４卷《全集》中，可以看到竺可桢的信函，包括蔡元培、胡适、任鸿隽、李约瑟、郭沫若及周恩来等，以及给晚辈的信。与竺可桢共事达１０年之久、同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回忆，郭沫若戏称竺可桢为“竺老夫子”，评价竺可桢对中国历史上各种文献，包括地方志、诗词、日记、游记等的研究很有造诣。从他们来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像郭老这样的文史大家还时常向竺老请教。

人生观发生改变

竺可桢一生有几个大的转折点。２０岁时与胡适、赵元任等作为第二批“庚款生”到美国学习，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随后继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之后成为第四任中国科学社社长；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校长；１９４９年后到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

从《全集》中可以看出，１９４９年后竺可桢不再论述“人生”之类，而在《思想自传》一类资料中可以看到竺可桢不断地自我批评，检讨内容，一是科学救国，二是贤人政治，三是个人自由主义，四是人性本善的观念。字里行间透着这位科学老人的诚恳和认真，也透着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积极改造世界观的竺可桢离权力核心渐行渐远，在科学事业上则倾注了全部心血，领导了全国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在７０岁前后，以年迈之躯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及北漠南疆；１９６３年写成《物候学》，１９７３年发表了集半个世纪的心血结晶《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也是竺老收笔之作。

交织着科学文化和情感的日记

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先生，曾多年任钱三强的秘书，在撰写《钱三强传》的过程中读了竺老的日记，他吃惊地发现，竺老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参观钱三强、何泽慧在法国的实验室时已发现“四分裂”的准确时间，竟比钱三强本人记忆这一重要发现的时间提早好几天。

还有一件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周恩来派他的军事秘书雷应夫访问竺老，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征询意见，竺老在日记上以保密的方式记下了来访一事。多年后，当国防科研部门梳理这段历史时，竺老的日记为他们认定这段史实解开了“时间”之“谜”。

据《全集》的主编、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樊洪业先生说，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他自己在从事科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就经常从竺老的日记里找到难得的线索和内容来。

竺可桢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起就开始记日记，由于意外和战乱，现在存下的日记是１９３６年后，一直到１９７４年２月６日，他去世的前一天。与有准备给别人看的胡适日记不同，竺老日记生前从未示人，他去世后直到１９７８年方由竺老夫人捐赠出来。

此次《全集》将出版的是１９３６年后日记的全部，有近９００万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内曾出版过五卷本的《竺可桢日记》，但只有全部的三分之一。

严谨的竺可桢有他丰富的感情世界，１９３８年妻子张侠魂去世，他写了《挽侠魂》一首和悼念的诗两首。１９６１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长子竺津在劳改时病逝，竺老强忍悲痛，在一个月后的日记中写下凄婉的《哭希文》一诗，“使我垂老泪盈盈”更让人悱恻。

竺老的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位气象学家，记天气情况是必须的，还记有风沙量，以及水果上市、动植物等物候方面的内容。无怪乎许多学者专家评价竺老日记说有极高的科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价值，可以当作工具书。

求全和存真：再现真实竺可桢

竺老去世后，相关的书出版了不少，但像《竺可桢文集》出版于１９７９年，已过去了二十多年。２０００年３月，在纪念竺可桢诞辰１１０周年前后，叶笃正、黄秉维、施雅风、陈述彭等十几位院士提出增补《竺可桢文集》的建议。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在这一年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大家觉得有必要出版全集。２００１年３月《全集》编纂工作启动。并组成了以路甬祥院长为主任的编委会。

历时４年，目前编纂工作基本完成，主编樊洪业先生说整个过程困难很多，有这样的进展还得益于《竺可桢文集》作的铺垫以及竺可桢研究会做的大量工作。樊先生介绍，《全集》有三大特点。

一是求全。凡能找到的竺老的文字资料全部收入，有学术文章、科普文章、讲演、信函、批示、题跋，以及思想检查、入党申请书，还有履历表、身体情况等，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的竺可桢，不回避他的语言文字在极左时期打下的烙印。收集工作的量特别大，参与人员先后查阅了１９家竺老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及相关单位的档案室。此外还有竺老亲属、学生的帮助，像他早年在东南大学讲学的气象学、地学教材，就是早年学生捐赠出来的。

二是存真。竺老遗存的早年文稿中，如果按照现行编辑规范，有许多词语需要修改。樊先生说，当编辑规范与保存文本忠于历史面貌发生冲突时，宁肯牺牲现行的编辑规范。

三是编排上分两大类，日记是一部分，其它的文章都是混编，不分学科文稿类型。樊洪业认为竺老的信函、文章都有紧密的关联，从追踪的历史足迹来看，有助于人们按照真实的历史情况去了解竺老。

樊洪业先生还告诉记者，整个编纂工作最困难的不是收集，也不是编体例，而是辨读。比如刊印的杂志难免有错误，有不同时代编辑出版规范、习惯、语言、名词；早期的文章有些还没有标点符号；竺老的许多文章经过修改在不同地方发表，对此要将所有版本的收齐，选择最好的一种，相互参照，文后不但注明出处，还注明根据某个版本参校；有些演讲和文章发表时间需要做认真的考订后才能确定；还有因年代久远，不同时代的译名差别较大，像牛顿写成奈端，尼罗河写成奈儿河等等。手迹就更困难了，近１０００万字的日记是最为困难的，日记中有的记述不一定准确，有时竺老用略写、代用符号，还有英文、法文、俄文等的交互使用，都给辨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编纂《竺可桢全集》是当代文化基本建设中的一项出版工程，编辑量很大。文稿编纂组成员有近３０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也动用了近２０位编辑做此项工作。现在已出版的前４卷，深绿色封套，标准１６开本，一帧竺老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照片，书名的“竺可桢”三个字系竺老当年题写“求是精神”时留下的墨宝。

《全集》编纂工作之认真和细致得到了众专家的认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叶笃正、施雅风、孙鸿烈院士欣然作序。在７月２２日的《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张玉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和叶笃正、陶诗言、陈述彭、席泽宗等院士和各方面专家学者们对《全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