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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院士:缅怀与回忆华罗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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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是6月12号。整整25年前的今天,我觉得有件事情还是记忆非常深刻。那就是中国的一代巨星华罗庚教授突然逝世。那天晚上,到了很晚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点,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党委书记通知这样一件非常突然的事情。我觉得我当时听到以后,极其惊愕。而且在那几天时间中间,包括到机场去接华罗庚先生的骨灰以及后来举行告别仪式,我觉得我都一直在这样一种很愕然的情绪中间不能自拔,因为这个对中国数学界确实是一个晴天霹雳。

我记得我还是在中学里的时候,就听说过华老的事迹,很多同学们有的时候谈起,看到了一些报纸上或者期刊上的一些文章,介绍华罗庚的非常传奇性的一些事迹。
第一次见到华老,是我进入北京大学1956年一年级的时候。系里请华老来给大家做通俗演讲,这个时候见到了华老。华老当然讲的非常风趣,很具体,包含的内容也很深刻,其中有些内容我觉得到现在也还能记住。他说,你们要随时随地发现数学问题,比如说一个汽车牌照的号码,他说到底这是不是素数,或者说这是不是若干个素数的平方和呀,他能提出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到了三年级以后,念完三年以后,要分专门化了。那时候有很多领域,但是当时我们同学中间一批成绩很出色的同学,都向往念函数论。其中我觉得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华老的影响。我们分到函数论专门化以后,20多个同学还专门跟华老约了到他在数学所的原来那个楼中间412的那个办公室,我们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讲学习函数论的意义和方法。我觉得感到非常亲切。
但是真正跟华老有比较多的接触是1962年,分到数学所以后。那一年,华老招了几个多复变的研究生,都是我们北大的同学。因为我和张广厚是熊先生的研究生,在同一个函数论研究室,所以当华老有的时候把他的研究生约去来谈学习上的一些情况,就是打基础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顺带把我和张广厚叫去,我记得我们刚到所里,他就希望我们打好基础。
我觉得华老对青年人的提携是非常突出的。当我们刚到数学所的时候,就听到他的一些传说。说他在讨论班上要求青年人演讲的时候非常之严谨,不断的提问题,而且问题常常一个程式跟着另外一个程式。到最后有些学生就觉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通俗的称为“挂黑板”。但是我们62年到数学所以后,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已经比较少了。可能华老也是开始年龄更大一点,对年轻人更加多的是支持和鼓励。他常常说,我是希望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向上攀登。华老勉励年轻人提出学习要十分勤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人家花一个钟点做的事情,学的东西,他说我花两个钟点来做,他说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家一个钟点做的事情,我2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就因为前面打下了这么的功夫。
华老当年学习是很勤奋和努力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90年代的时候,钱伟长先生曾经到我们院来,约了元老,跟我们谈过一次。他在谈话中间就谈到他当年在清华学习的时候的事情。他是1931年秋天入学,入学不久,就“九·一八”事变了,他原来在中小学阶段读过一段时间的诗书,原来想进大学以后学中文和历史,到学校以后遇上“九·一八”他就改变了这个方向,他想改成学物理,当然非常困难。因为他中学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遇到很多困难。他说他非常勤奋,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他说他当时以为他是全清华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人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还有人比他更用功,那就是华老,华罗庚。他说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但是华老每天早晨四点半就开始学习了。这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华老当年他的勤奋,对年轻人他也是用这种精神来鼓励的。他还提出,年轻人要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提高。他说他在清华学习的时候,比如说学习复变函数。他说他认真学,后来他就觉得,他证明了一些新定理,可是再继续往前深入的学习发现,他证明的定理原来就是个系定理。所以他说要有好的条件,要很好的学习前人的东西,他说如果他是留在原地的话,就不可能有学术上那么高的造就。他说得益有清华和剑桥这么好的条件,其实他本人的努力是更加主要的。
华老还对我们说,如果年轻人学生向你提问题的时候,要跟学生一起来做。而不是把学生提的问题拿回去,经过晚上的解答,第二天把非常漂亮,非常完整的一个答案来给学生。他说跟学生一起做,学生就发现,原来这个老师或者专家也不是天才,他拿到这个问题以后,也不是一下子脑子里就有了很完整很漂亮的答案,可能一开始也感到惶恐,无处下手,也感到中间可能有曲折,他说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这样就让这个让学生有深切的了解到,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么愚蠢,遇到这个问题都不会了,老师和专家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也照样的会有遇到曲折、遇到障碍、遇到困难的地方。
当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宣传我和张广厚。后来过了不久,华老见到我和张广厚,他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当时他在哈尔滨期间,有医生和护士就问他,说报上宣传的杨乐、张广厚是不是你的学生。他说不是,他们是我的师弟,我们有共同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当然这是华老和对我和张广厚非常的抬举,也是希望提携我们的一种表现。我在79年3月份,中国数学会在杭州举行理事会会议。当时也是刚改革开放不久,浙江省的科协,就在杭州的一个很大的剧场举行对年轻人的报告会,鼓励年轻人学习。当时华老、苏老等等这些人都参加了。在前一半由这些老先生做一些简短的讲话。休息以后,会议安排请我做一个关于学习具体的一个报告。到中间这些老先生退场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华老就跟我说,说这儿就交给你了,我当时就觉得,华老对年轻人,哪怕那时候到场的实际上主要是一些中学生,也是非常关心的,希望他们好好成长的。
另外就是华老对学术交流也非常重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华老带一个数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访问完了,华老又留在那儿继续到一些美国的大学去,一共访问了五个月。回来以后,他就提出来,他说一些文艺表演的团体到国外,或者到外地进行了演出以后,回来要有一个汇报演出。他说我们现在也改革开放几年了,很多人也出过国了,做过学术演讲了,也看到国外的一些情况了,他说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个汇报演出呢?在他的提议之下,他就约了一些数学界的同仁到中国科技大学。
华老在那儿呆了四个星期,1981年大概春天的时候,他呆了四个星期。他约了王元先生、我、张广厚还有数学界的许多学者到那儿去,每个人都做演讲。我记得我做演讲的一次,华老也在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我就觉得在给科技大学的一些听众,其中也有比较多的是研究生或者是年轻学者。所以我尽量讲一点他们能够听懂的一些内容,演讲的内容就是能够把程度稍微压低一点。其中我还讲到,因为要希望达到这个目的,我中间有一个方面的证明,用到一个不等式。当然这个不等式确实类型也有些特别,也还有点意思,我也提到写了这个不等式。演讲完了,看到华老他自己在纸上把这个不等式写下来,而且他还琢磨了大概有一个多钟点,琢磨这个不等式到底是什么含义。而且他还希望能给出一个他的证明,因为这个不等式类型比较特殊,不那么长,不那么好像能够司空见惯的。所以他花了一个多钟点考虑这个问题。事后他得到一个证明,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数学的学术演讲,很多内容不是所有的听众都知道的,他说我听学术演讲也是这样,但是我要抓住我听懂的东西,而且非常认真的来思考。这就是华老,我觉得他对学术交流非常严肃和认真的态度。
当然关于涉及到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比较多。比如说七十年代末,1979年,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两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在走廊里,一位数学系的教授,就叫住我,他说你认识华罗庚吗?我说当然,他说他是华罗庚教授当年1940年代末期在伊利诺依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他说我是那儿的学生。所以他看到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学生,他马上就想到中国,就联想起华老来。当然这样的事例还比较多。其实像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确实中国数学因为经过了二十年的在封闭的环境之下,尤其是文革十年与外界的完全隔绝,中国数学确实在那时候水平不理想,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什么,但是华老是一个例外。华老的著作依然是在各地的数学系的图书馆里。华老在中国,数学的近代史上,我觉得水平是最突出、贡献最大的一位数学家,我们现在纪念他,有非常伟大的意义。因为现在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的学者,可能都没有跟华老接触过。
所以我们要宣扬华老的这种对对待数学研究、对待培育年轻人才、对待学术交流的精神,以他为榜样,我们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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