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傍晚，复旦校园里总有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缓缓走过。6月24日， 87岁的谷超豪先行一步，留下夫人胡和生与遥远太空里一颗名叫“谷超豪”的行星。

绅士、朴实是谷超豪给复旦师生留下的最深印象。干净的西装，洁白的领口，冬天围上条红围巾，与人们主观印象中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数学家迥然有别。

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书房里堆放各种文件、会议通知、报纸以及书籍。“谷老先生的家就是一个图书馆。”他的学生刘宪高教授对谷宅的第一印象便是如此。

谷超豪不爱运动、不爱旅游、不爱其他的消遣，除了每天晚上与夫人散步，就是与数学在一起。“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生活很规律，除了数学研究就是数学研究，没什么了。”

上世纪20年代，谷超豪降生于温州高盈里。故宅至今保留明清风貌，在这里谷超豪与其老师苏步青一同成为当地的骄傲。

谷幼年由婶母抚养，5岁入私塾，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谷超豪性格沉静，在课堂上才思维活跃。早在小学三年级便掌握了分数与循环小数的互化，并开始知道数学上有无限的概念。

上世纪40年代，21岁的谷超豪与数学大师苏步青在浙江大学相遇。一天，谷超豪接到通知，苏步青接管台湾大学任务完成，回杭州给学生演讲。“我为能够见到苏先生感到很兴奋……但总觉得有些不够味，因为他没有讲数学。”

1947年下半年，谷超豪进入四年级，和同学张鸣镛被获准参加几何和分析两个方面的“数学研究”。谷超豪印象中这“史无前例”。这种例外是由苏步青和陈建功共同商定的。

45岁的苏步青时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谷超豪成为他的助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调到复旦大学，谷超豪跟随他到复旦任教。后半生，他都与复旦相依相伴。

在苏步青门下，谷超豪不仅精研了数学，也邂逅了爱情。5年后他与师妹胡和生结缘，成为此后的院士伉俪。谷曾称两人竞争很“激烈”，“我一定要做好研究，夫人才能更‘重视’我。”

这对夫妇将日常生活做成一道减法题。结婚时，谷超豪就对胡和生说，“我们不要在家务上花费太多时间。”住着12平米的简陋屋子，夫妇俩却请了一个钟点工。这位钟点工在谷家一做就是45年，两家保持了常相来往的朋友关系。

“谷老先生很听胡先生的话，”刘宪高回忆，“在家里，胡先生说什么，谷老先生就听什么。”

1957年，谷超豪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两年后，获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

谷超豪自述，1960到1965年是他“学术的丰收季”。紧随而至的“文革”将这位数学家打发到农村爬屋顶、捅下水道、扫厕所……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了。

70年代开始谷超豪和杨振宁一起做规范场研究问题，取得丰富成果。不久，国际权威杂志《Physical Report》请谷写文章，并用中文做摘要，这让他兴奋，“在此之前国际杂志还从来没有用中文做摘要的。”

工作取得进展时，中国科技大学邀请他任校长，“我很犹豫，担心工作和研究难以协调，不过苏步青先生和杨振宁都支持我去，我也就去了。”做校长后，他发现情况复杂，“当时政治紧张，保持学校稳定非常重要，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稳定学校科教上，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要不要继续搞数学研究了？”

2009年8月，像科幻小说的剧情一样，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谷超豪星”。 随后一年，谷超豪获得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谷超豪从不信奉所谓“严师出高徒”。“不严格，一点也不严格。”刘宪高回忆。谷超豪从不苛责学生，不让学生下不了台。

他保持着规律的作息，也不赞成学生秉烛夜读。“不要钻牛角尖！想不出来先放一边，晚上不要熬夜，该睡就睡。”

年迈的谷超豪听闻学术乱象，曾公开表示：“有些教授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这样很不好。”

“你可以去看看他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他自己的研究才署上他的名字，很少和学生一起发表论文。” 中科院院士洪家兴的论文，从题目的确定和着手做都是老师谷超豪一手指导，“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

学术圈不像当年那么纯粹，谷超豪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很少对同僚和同行发表抨击，只在酒后微醺时轻轻地说：“做数学做得好不好，自己说没用。”

苏步青跟谷超豪开了句玩笑：“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随着大师的陨落，数学研究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