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3月1日举行“沉痛悼念朱光亚院士追思会”，现场气氛悲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等出席。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在发言时表示，朱老生前十分重识学风建设，建立了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

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发言：

光亚22岁的时候，1946年蒋介石想发展中国的原子弹，找了西南大学的三个教授，华罗庚、吴大猷等，数学的，物理的，让他们派人到美国学习，人家搞怎么研制、技术。他们三位教授在西南联大选人，一个专业选两个人，吴大猷是物理系的，选了两个人，一是光亚同志，他是西南联大毕业一年的助教，另外一位是物理系二年级的学习李政道。他们乘船到了美国以后，美国就不让中国人接触他们所有的国家大学有关核的专业，他们三位教授就跟学生讲，我们这个计划到此结束，大家就找学校念书。朱光亚同志就到了密执安大学，49年拿到学士学位，50年回国。后来很多文章，所有西南联大搞原子弹研制的，只有一个人完成了使命，就是朱光亚同志。所以光亚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一个科学组织家，一个战略家，他的潜质在很年轻的时候被老一代科技界的人物所共识。

1959年朱光亚到核武器研究所主管总的技术工作。那时候苏联专家撤走以后，需要有人顶着这个位置，钱三强推荐人选，三强直接推荐了当初年仅35岁的朱光亚同志，说起来光亚同志不是新中国第一代的物理学家，那个时候原子能所的人才可以说是大量的，很多人，三强就推荐了第二个担当重任的就是光亚，第一个是邓稼先。这两位为我们国家核武器的研制、发展以及小型化、核战略，可以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很遗憾，最近一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个电视剧，很多同志打电话说怎么没有见过光亚同志，我说张冠李戴了。这就是朱光亚同志优秀品德，光亚同志说不能宣传自己。大家到书店去看看，改革开放以后写了多少文学，一篇又一篇，唯独没有朱光亚同志，我就问过，他不说话，他几任秘书告诉我，不是没人写，一本又一本的写，都压下来了，他说以后再说，就这么一句话。

2001年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要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出一本传记，作为建校重点图书送给校友，宋健组织的，这23位都写了很多的传记，有的甚至写了8万字，胡思得同志写的是邓稼先，23位当中唯独朱光亚同志亲笔写了一篇发展原子弹的综述，客观的写当年中央怎么决策，科学家怎么攻关，没有一个地方专门写自己，不到6000字。光亚同志在电视剧表现不出来，我一方面非常佩服光亚同志，另一方面社会把历史的事实随意安在一个人头上，这是很不负责任。朱光亚同志担任工程院的院长。他当时有很多职务，总装科技委的主任，还有科学技术协会的主席，尽管是这样，他回想起来，朱光亚同志为我们工程院留下的财富很多。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有形的，刚才好多院士、领导都讲到了，比如说工程院规章制度的建设。那时候四年当中增选三次院士，可以说是一年为了增选院士都忙不过来，还要搞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小到财务制度，大到章程，增选办法、操作细则。光亚同志这个人不是事必躬亲的人，但是原则问题抓的很细，很严，时常过问。

比如说道德委员会，这是他很快、很坚决的成立，96年科技日报做了一个广告，就是一个医疗机械的，周林频谱仪，要给每个院士送报，把每个院士的肯定都写上起来。我接到第一个电话是王大珩先生打给我，第二个电话是侯老，他们已经给科技日报得了电话，拒绝科技日报。他让我代表工程院跟科技日报联系，我给朱光亚做汇报，他说院士做广告这件事情要好好抓。后来在会议上，他说搞一个道德委员会做这个事情，他推荐潘家铮副院长和侯老做主任和副主任，他说赶紧做一个规章，不要做文章，越具体越好，不做广告，不做文章，要求我们的规范，我们的行为准则是能够执行的，能够检查的，不到两个月道德委员会成立，从此我们对院士的要求，对院士自己的要求就有了一个规范性的东西。

朱光亚同志对工程院机关建设非常重视，非常具体，他虽然没讲过什么，但交待的很清楚，他不叫风气，叫习惯，他说工作机关工作的同志要有一种好的习惯，工程院二十几个人，大部分工资不在工程院拿，在原单位拿，清苦的很，自己坐公交车，也不报。光亚那么著名的科学家吃盒饭，朱光亚同志很少跟你讲道理，就是以他习惯的行动来做，所以机关的同志人员少，但是干起事儿来，很有劲，95年增选院士960个人，光资料就两个房间，每个院士就要看3万多字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搬运，全体机关同志都参加，然后再送到造纸厂，我们都有搬。

光亚同志严于律己，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就是到了“极端”，好多人误解，不理解，觉得很生硬。比如说他到澳大利亚，和一个代表团一起住在一个公寓里面。朱光亚是团长、院长，又是政协副主席。总装的人跟我讲，你们工程院“太不像话”了。光亚从来没有说过任何话，没有觉得不正常，我们回忆起来很难受，他要求严，但是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应该把这个工作做好。

1996年10月份，光亚得到了核能杰出成就奖100万港币，光亚同志讲，葛秘书长，你去领支票，我说为什么？这个钱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基金，我当初听了以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那时候光亚同志尽管是很高的领导人，很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们熟悉的比较早，我一直做了钱三强的秘书，我们在科学院也做学部工作，对光亚同志比较熟悉。我说能不能拿一部分，比如说50万，你自己留50万，捐50万，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宽裕。他的孩子我都熟悉，很简朴，就靠他和徐老师的工资收入，没有任何收入。我的建议是这么一个出发点，他就说“按我说的办”。第二天我拿支票的时候，又重复了一遍，能不能留一部分，他说不要。他第二天找我谈话说，这件事不要宣传，对内对外都不要讲。

光亚在我们工程院的时间很短，为我们工程院留下的东西永远值得我们记忆、学习、发扬，我个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这四点，得益更是很多很多。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