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滂有机化学家。1917年生于南京。1942年获昆明西南联大理学士，194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现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有机化学教学及与天然产物有关的有机合成研究。译有费塞尔夫妇的《有机化学》(1958年)和主编《有机合成进展》(1992年)。

拍摄花絮

约好上午十点的采访，因为北京司空见惯的路堵，眼见着要迟到了，赶紧给张先生去电。老爱人说，他已经拿着相机在楼下等着拍“牛群同志”了。
牛哥的牛眼圆睁，那是因为感动。只好快牛加鞭，十点半赶到。牛哥还是蛮有眼缘的，在宿舍大院有许多路人跟他打招呼：“牛哥，在忙什么哪”、“牛哥，给我们说个段子吧”、“哟，在拍张先生呀，牛哥是非名人不拍的，我走开点。”

牛哥逮着一个老哥，让他和张先生来来回回在50米的小道上骑车打招呼，有点走台的样子。牛哥猛按快门。一阵风卷黄沙，我们怕张先生在车上有个闪失，一阵尖叫，张先生没吓着，那个老哥倒吓得太阳帽都掀得老远，身子一摇晃就摔下了马儿。牛哥赶紧赔不是，老哥拍拍屁股：“嘿嘿，你没把我逗乐，我倒给大家伙逗了个趣。”

张先生稳稳当当停在一边，不忘“怜香惜玉”，对牛嫂说：“这么重的家伙扛得动吗？”
临走，我们的摄影记者给张老夫妇、牛哥牛嫂一起拍了张合影。张先生说：“牛群同志常在电视里碰面，今天光临寒舍，我非常荣幸，谢谢，谢谢。”

健康哲学

为什么许多资深院士(80岁以上)身心显得挺健康，我想是因为：

●优胜劣汰是首要的，有多少同辈人走了，剩下的，都算得上是经受住了时间和人事考验的硬骨头。

●一个科学家能走到院士这一步，有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执著于某一领域、某一件事而矢志不悔、刻苦钻研，没有充沛的体力早就支持不到今天。同龄人中易发生的老年病，如心脏病、心血管疾病、脑血栓等在我们身上并不多见，可能因为我们一直在用脑工作，思维活跃，科学领域日新月异，令人不知老之将至。我们北大化学系现有8位院士，是高校院系中院士最集中的，从92岁的张青莲先生，到新评上的50多岁的周其凤教授，身体都棒。前几年，张青莲先生每天还和我一道骑自行车出去呢。

●每天有太多的事做。虽说我今年83岁，可以不必再带研究生、博士生，但中科院有规定，院士可以长期工作，一些博士答辩会、专家咨询会我照常要参与，有时还要上课，参加一些国家级的论证会，为国计民生出谋划策，此外，时不时的还有新闻采访。明天我就有一场博士答辩会。没有时间去唉声叹息，思量衰老与死亡的问题。

●适量的运动对老年人来说是必要的。北大校园太大，到一个地方至少得走上20分钟，没有自行车寸步难行。因此我坚持每天骑车办事，小到拿牛奶，大到开学术会议。当然，很多老朋友劝我保命要紧，我跟他们说，我会照顾好自己，过马路时一停二看三回头。

●热爱生活是长寿之本。我有两样伴随我一生的爱好，一是摄影，这只第一代莱卡相机是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花100多块银元买的，不敢告诉父亲，毕竟这笔数目太巨大了。现在它还能拍，只不过没有闪光灯，跟牛群同志的新式武器不能比了。此外，我还喜欢旅游，上个月和老伴去了一趟武夷山，山清水秀，拍了许多风景照，用傻瓜的，喏，都在这本相册里。

科学传承

我父亲今天活着的话，应该114岁了。他是清华大学的化学教授，也教了一辈子书。我爱上化学，有家学渊源。这张古旧的书桌是他留给我的，上好的花梨木，铜把手，桌上的小书箱则是红木的，我按父亲的习惯摆放着日常杂物和学习用品。在我眼里，这些家具是有生命的。

我早年最得意的一桩事情是翻译了美国费塞尔夫妇合著的《有机化学》教材。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发现，那时国外通用的都是德国教材，比较生硬呆板，偶尔发现美国人的这本书，文字深入浅出，受到学生欢迎。回国后，我就开始翻译，1958年到1966年一直作为国内大学教材，现在已经绝版，不用了，因为有机化学的变化太快了。

这里面就有科学的传承。父亲传授给我他那个时代最前沿的知识，我则通过《有机化学》翻译在50年代填补了国内化学教材的空白，现在，它已经不适用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科学家越老越是个宝，但科学越老越不值钱，永远是后生可畏。

展望新世纪化学

具体的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每天都是新的，抽象地说，它将在基因、生物芯片等领域作出惊人的跳跃。

在刚刚过去的100年，有机化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光是药物上就有维生素、抗生素、激素、阿斯匹林、抗淋病的药等；合成纤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棉制品；农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吃饭都成问题，亩产量会非常低。

今后100年有机化学还将在以上这些领域发挥重大作用，它和生物、生命科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不能指出具体突破会是什么，但相信它一定与以前的有机化学有科学的传承。

在有机合成和天然产物领域里，我从一个“学徒”起步走过了半个世纪。我深情地意识到，有机化学从天然产物取得它的素材，又通过合成发展了有机化合物的诸多反应，我充满着信心棗这个领域将持续地活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