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亲耳聆听此言的 “吴大夫”，如今已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将周恩来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的楷模，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十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吴阶平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临床医生，而且在医学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多项成就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解放初期，他曾主持创立新中国的泌尿外科，同时，他还是一位医学教育家，1960年领导创办了北京市第二医学院（现名首都医科大学）。

吴阶平的个人经历也一直为海内外传媒所关注。曾有人称其为“御医” --因为他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小组的组长，曾主持、参与过许多位中国领导人的医疗会诊；还有的说他是中国“医务外交”的专家--因为他曾被派往印尼、菲律宾、朝鲜、越南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

吴阶平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今天，在中国，在世界，无论作为一代名医还是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中的一员，他都闻名遐迩。

1916年除夕的晚上，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是希望他走一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他很幸运，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年代，却降生在一个温暖、开明的大家庭中。父亲吴敬仪是民国时期一位精明强干、思想活跃的实业家，曾在上海、天津的纱厂担任总经理。童年的吴阶平一直跟随父亲辗转各地，父亲不仅灌输给他读书做人的道理，还有意教给他为人处事的方法。

16岁，吴阶平中学毕业，父亲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吴敬仪认为孩子们不能做官，做官要身败名裂，因为官场太腐败；也不能经商，经商会倾家荡产，因为社会太黑暗。要吃饭一定要学技术，而学工学理也都用不上，只有学医，不仅治病救人，还能保证自己不失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父亲一语定乾坤。于是，在吴阶平之前，他的姐夫以及大哥吴瑞萍均毕业于协和，在吴阶平之后，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也进入了协和，吴家成为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儿科、泌尿科、外科、免疫学专家。

1942年底，吴阶平从协和毕业之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被日寇占领的北平生活常常令他感到十分压抑，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钟爱的医学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著名的华裔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引导下，开始对泌尿外科产生兴趣。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哈金斯教授。

一年多的进修使吴阶平学到了哈金斯教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吴阶平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也令老师十分赞赏。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老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吴阶平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吴阶平却婉言拒绝了。说起原因，吴阶平很坦率：“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中学到大学都是上的美式学堂，所以到美国后并没有被他的物质生活所动。相反，他们的种族歧视、虚假的民主给我的印象很深。黄种人在美国势必要面对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同时我也很想回国发展我国自己的泌尿科。至于共产党，我当时有所了解但了解不多，只知道比国民党好，但共产党执政后能否不变，我还要看。可我想，作为医生最不会没有饭吃，共产党也需要医生，于是就下决心回来了。”

从50年代初开始，吴阶平的医学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解放初，吴阶平在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外科病房附设三张病床，收治泌尿外科患者，开始了他创建新中国自己的泌尿外科的事业；1954年，吴阶平经过观察、实践，发表了《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他的发现，国内每年就有上千名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这一切，都奠定了年轻的吴阶平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

1960年3月，吴阶平接受了筹建北京市第二医学院的任务。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条件极差。没有校舍，吴阶平就领导大家在一片菜地和苇塘上白手起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个艰苦的建校过程中，吴阶平与教师、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但组织教学、亲自上课，还和同学们一起劳动。平时校职工找他看病他都有求必应，而且极其认真负责。就在“北二医”尚未完全建成之前，吴阶平已经开始贯彻他的教学要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办学方针，先让教师去各个医院参观、学习，了解医院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培养学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今，“北二医”的学生已遍布北京市的各大医院，并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在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吴阶平似乎是事业一帆风顺的代表性人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北京几十所高校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当时卫生部被打倒，中央保健机构没有了，吴阶平接受了为许多中央领导人安排医疗保健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周恩来总理在医疗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从50年代初到1976年总理逝世，吴阶平与周恩来有20多年的接触与交流。这位伟人光辉的一生，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而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吴阶平的收获则更是常人无法相比的，以致于在吴阶平的后半生里，他也一直以总理为榜样，认真勤勉、忘我地工作。

在吴阶平的医、政生涯中，国外的医疗、学术活动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从50年代开始，吴阶平就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出访各国，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他被派出为外国元首治疗，如1954年到朝鲜参加金日成主席疾病的会诊，1962年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1981年率医疗组到菲律宾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治病，等等；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他在多个国际组织中担任职务。从50年代到90年代，几乎每一次国际医疗活动或学术会议中都参杂着或多或少的政治问题，吴阶平凭着极强的政治敏感和快速的反应能力，每一次都表现得很出色。

7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经过一个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顾影回眸无不伤痕累累。而人们却惊异地发现，与政治靠得很近、工作在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吴阶平，在这近20年（如果从“反右”开始算起）的动荡中居然完整地保护了自己，而且还担任了一个又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80年代以来，吴阶平不再担任具体的保健任务，但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九三学社主席，政务工作更加繁忙了。尽管如此，吴阶平从未放弃过他所热爱的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工作。早在50年代定下的几个目标--写一本泌尿外科专业书、办一个泌尿外科杂志、成立一个泌尿外科学会，建立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现在都已一一实现。1982年，他又开始组织编译《性教育》一书，成为中国性教育的开端。

此外，作为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吴阶平一直对医学教育工作非常关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他告诉年轻人：“首先要有高尚的医德，极端的负责精神，高度的同情心，还要有精湛的医术和服务的艺术。”他经常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去大学作演讲、撰写文章，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迅速成长、进步。

从吴阶平1946年担任讲师到今天已经50多年了，为了奖励他在教育界的特殊贡献，北京医科大学授予他首届伯乐奖。在医学研究方面，吴阶平获得过多次全国科技奖励，撰写了150多篇论文，出版了21部大型医学著作。在国际上，他还两次获得法国巴黎红宝石奖、日本松下泌尿医学奖。1995年，他被美国泌尿外科学会选为荣誉会员，并连任3届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亚太地区主席。 这样丰富的学术成果，在中外领导人中都是少见的。

作为一代医学科学家、教育家，吴阶平也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不同，随着他的医学造诣不断提高，他与政治也越靠越近，以至于医、政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一个完美的统一。

中国有句俗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吴阶平却是二者兼得。这似乎也显示出了吴阶平的独特。学者性情和才能使他的政治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