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孜孜不倦的吴阶平停止了思考，停止了脚步，完成了一卷多彩的人生传记，读来耐人寻味……

吴阶平出生在“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如果从16岁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

1947年，吴阶平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主持临床工作。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见证周总理最后的岁月

在吴阶平家的书柜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生前总是说，总理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的感人“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

行医中南海的非常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能力，吴阶平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在吴阶平的一个记事本上，用英文字母记录了特殊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吴阶平说：“ckl代表周恩来，cc代表江青，k代表康生。”吴阶平明白，在10年动乱期间，他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的确确在“走钢丝”，而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高超的医术，一头则是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审时度势的本领。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然而，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说，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前天，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这样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大家都为吴阶平捏了一把汗。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吴阶平在晚年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保健工作非常难，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江青与康生。”

就在“九大”上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不久，吴阶平突然得到通知，请他到林彪家中为林彪治病。怕风、怕光的林彪还怕水，那天没有洗脸，再加上体质虚弱，脸显得又脏又灰暗。原来是林彪患了阑尾炎，正准备到解放军总医院动手术，特请吴阶平来与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会诊。经过检查，吴阶平感到从体征和病象看符合阑尾炎特点，但是尿检发现白血球数量很高。吴阶平根据十几年前自己给林彪治疗的经验，建议林彪先不要动手术，在家里按尿路感染治疗，密切注意白血球的变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林彪的症状就消失了。林彪和叶群非常高兴，把整个治疗过程都及时报告给毛泽东。

吴阶平要离开毛家湾时，周恩来也赶来了。他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来看望林彪，祝贺他免除了动手术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来向医生表示感谢。周恩来笑着对吴阶平说：“你立了一大功！”并传达了毛泽东对吴阶平的表扬。

心底最看重“伯乐奖”

1982年，一本名为《性医学》的医学专著，洛阳纸贵，倒卖入黑市价格翻了好几倍，卖一本还要搭配一本别的滞销书。该书由吴阶平主持编译，是中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

该书的编译缘起于1965年。当年7月，在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谈到了青春期教育的问题。大意是他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偶然听到一个外国人讲青春期知识，收获很大。要不然，遗精也不懂，手淫也不懂，女孩子月经也不懂……“性”在当时还是禁区。在场的吴阶平领会在心。

十多年后的一天，吴阶平到香山参加一个关于生殖生育的会议，有人找到他并介绍说，几位医学院的研究生，想要翻译美国的《性医学》，希望由他主持。阅读完《性医学》原著后，吴阶平就翻译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首先，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不适合的应该删掉。比如书中有这样的小标题：配偶、同居、性伙伴。从这个标题和书中内容来看，作者是把这三者并列提出，未加褒贬，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现实国情都是不符的。”吴阶平严肃地指出，性教育是人人都需要的。从婴儿、幼年、儿童到青春期、婚育期甚至老年都是不可或缺的。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仅临床科研方面，他已7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1984年，他获得了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章，1987年又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

吴阶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中国好几代泌尿外科医生。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断开拓的探索者，也是广栽桃李、识拔英才的医学“伯乐”。他的学生郭应禄曾说：“现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吴老师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