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吴阶平。一个历经风雨、能在动荡中很好保存自己又在动荡中不断缔造成果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而吴阶平身上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更给他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从医为了吃饭

吴阶平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从他们家中走出了许多著名的医生。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从医的理由全部都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

“我的父亲是清末的一个秀才，非常聪明，考虑问题非常全面。他当时有一个看法：以后最要紧的就是学本事，有了本事才能吃饭，人最要紧的是生存问题。”吴阶平的父亲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要是参与政治，最终会身败名裂；要是从商就会家破人亡。而对学什么本事，父亲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那个时代中国也不盖房子，所以不能学建筑；也不能学制造机器，因为中国也不做机器。所以只有学医，因为医生总归是人需要的，学这种本事最有把握。 “我们学医实际上就是由父亲决定的。”吴阶平回忆说，他们家中第一个听从父亲命令学本事的是姐夫陈舜名，很早就到了协和医学院，比自己高好多班。接着是哥哥吴瑞平，以后才是他，后来是弟弟吴蔚然。另一个弟弟吴安然，学的是微生物学，后来这一学科发展为免疫学。“家里这么多人都学医，就是为了学得本事，能有饭吃。”

吴阶平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当时，燕大医预科的教师和系主任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派过来的。毕业后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协和医学院。开学没几天吴阶平就在燕京大学成了新闻人物，16岁的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就结了婚！吴阶平用“包办的自由婚姻”这一个词语来概括父亲当年的安排。“我父亲表面上没有封建思想，什么都是要听你们的，可以商量，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比如他觉得你们这个时候不能包办婚姻了，包办婚姻孩子会反抗的，所以他用的手段是，把他相中的那个女孩子给你领到家里，让你们一块儿玩产生感情。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厉害的，实际上还是包办婚姻。”

16岁就结婚的确不同寻常，可这照样不耽误别的女生对吴阶平表示好感，只不过吴阶平有他自己应对的招数：“……也有个别女生对我表示好感。后来弄得我没办法。她叫我小吴，表示亲近之意。她姓孙，我就很认真地叫她老孙。女孩子哪能听人叫自己老孙，自然就躲开了。”说这话的时候，吴阶平十分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越来越发现在他身上那种风趣的色彩，饱满、鲜活得触手可得。

一双灵巧的手

1936年，吴阶平如愿考上了协和医学院，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医学院之一。协和医学院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从创办开始对学生就要求少而精,只求质量不求数量,巨大的投入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极少数后来都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界的精华。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41年的毕业典礼上，吴阶平当选学生司仪，这在协和是了不起的殊荣。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学院被迫停课，吴阶平这一届毕业生成为从“老协和”毕业的最后一批学生。毕业后的吴阶平先是在中央医院工作，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外科医师，监管泌尿科。1946年，美国援华基金会给了北医几个去美国学习的名额。吴阶平得到了留学美国的机会，在芝加哥大学，他师从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

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我去的时候已经具有主治医师以上的水平了。所以他们老说‘你有几只手啊’，意思说你的手利落得让人难以置信。我常说我做外科医生最好，手很小，开个小口就进去了。”吴阶平说后来有很多协和的人也去芝加哥大学学习，人家就由衷地夸赞说：你们那个吴教授有好几只手！本来在咱们中国说三只手就是小偷了。”吴阶平幽默地说。我特意仔细看了看他伸出来的手，的确很小，也极平常。可就是这双手带来的精湛的技术，让哈金斯教授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他拿出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纸，许诺给吴阶平很好的工作环境。但是吴阶平却拒绝了。回忆起这件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吴阶平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起来，他慢慢地说：“我不愿意留，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想国家培养你半天不会是希望你去别国做华人吧。所以我回来了。”

名医与名人的故事

回国后的吴阶平开始投身新中国的泌尿外科事业。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病房开辟了三张病床，新中国的泌尿外科事业由此正式起步。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十年，吴阶平进入了医学事业的巅峰期。他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只有三十多岁的吴阶平被公认是中国第一流的外科专家。 随着医术不断成熟，他给国家领导人看病的任务也逐渐多了起来。

不仅如此，吴阶平还担负了为外国首脑看病的任务。他曾经多次作为领队远赴国外，这些治疗活动的圆满完成不仅显示了吴阶平高超的医学技术，而且更展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

吴阶平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任教。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都伤痕累累，但是吴阶平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揪斗。谈到其中的原因，吴阶平的回答十分玄妙：“我看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凭良心办事。凡是对的我就支持。至于不对的，那就要看情况了。有的反对，有的就不支持。这个要有个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建国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吴阶平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映能力，吴阶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非常难，难得很。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江青，一个是康生。”吴阶平谈起那段特殊经历时说。当问到这几十年的过程里他是不是一直有在走纲丝的感觉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想了一下，才慢慢地说：“也还没有。没觉得自己在走纲丝，觉得这个路子总是要走的，总是要能够按自己能做到多好尽量做吧。做不好你没办法，能做好还是要做。”

1976年1月7日晚11时，一代伟人周恩来生命生命垂危。吴阶平是周恩来总理最信任的医生。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吴阶平为拯救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说自己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个晚上。“当时总理临终最后一句话是跟我说的，那时候可以说是回光返照说一些话，脑子都已经不清楚了。他就叫我，他就说，吴大夫，他一直叫我吴大夫。‘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有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就在那种时候他想的还是别人……”

吴老的话在这个时候停住了，我静静地望着他，静静地看着他眼中溢出的泪水，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从1957年开始，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他说周恩来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完人，凡是和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会受到他的人格力量的吸引，周总理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伟人，对自己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周恩来那种心中没有自己，只装着国家的精神。

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吴大夫”，如今已经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毛主席遗体，供各界人士瞻仰、吊唁。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永久性地保护毛主席遗体。因为一开始只是做了一般性的保护，所以这个决定让医务人员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成立了一个医学科研领导小组，吴阶平作为其中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极其特殊的任务。这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任务，让吴阶平等人在地下室整整工作了一年。

1982年，在社会上流传着一本医学专著，这就是由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本性医学的正式专著。这样一本公开发行的医学专著很快成了畅销书，而且在黑市上价格被翻了许多倍，吴阶平在打开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吴阶平自己总说，他一生的确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他有一个信念：事情轮到你头上，你把它做好吧!

这个时候我才忽然明白，缔造传奇的人走在这段传奇的路上。对于吴阶平而言，他的每一个明天都仍将是一个新的传奇，而“传奇”这两个字，永远是对看的人来说的，在一位冷静的缔造者眼里，他该做的，无非是把它做好，仅此而已。